我看书斋

回到母亲家中（第1页）

1925年

我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好像还没有……

我又做起了噩梦，令人窒息，梦见了巴塞罗那的斗牛场。那些穿黑衣服的男人就像火葬场的一群装殓工，他们胖胖的妻子也穿着黑衣，戴着草帽，发出牲口被扼颈时的声音。他们的孩子也让人恶心，一看到血就激动起来。

到处都是血。巴塞罗那的斗牛场似乎非常漂亮，我去过那里，我应该想得起来，但我记不起那里的拼花地砖是什么样的了。我仿佛又看见度周末的人群，他们身上香喷喷的，橄榄油鸡蛋饼的碎屑落在白色的衬衣和黑色的胸衣上。我仿佛又看见马突然立定，听见乐队奏起了乐曲。还听见喧哗声。我仿佛又看到了那匹诚实的马，轻轻地小跑着，穿着朱红色的马铠，可以说非常神奇。我回想起自己曾与它一起痛苦，为它祈祷。无力的太阳照在华丽的奇装异服上（嘎吱作响的马鞍，是的，还有骑士绿色或金色的开襟短背心），闪得在场的人眼花缭乱。如果说我还看见那黑色的脑袋嘴鼻冒着白沫，弯下牛角向马肚子刺去，刺穿之后，又把那一千多公斤金光灿灿的肌肉掀了起来，就像掀起一块劣质的布匹，这也完全可能。那匹马一声不吭，就摇摇晃晃起来：内脏从它被刺破的肚子里流了出来。当我明白过来时，沙子已成为一汪鲜血。肚子被刺破的马，四个铁蹄已经朝天，装饰着它的黄色金属仍刺得观众的眼睛发花。那东西毫无作用，根本就不能保护马匹。在我们身边的阶梯座位上，成群的装殓工在进行抗议，迟钝的女人们在胸前画着十字，他们穿着白色衣服的孩子们闻到暖暖的血腥味时快乐得大叫。一切都在跟我唱对台戏，还不到四岁的帕蒂用她那双小手蒙住眼睛。我的女儿躲在我的身上，我的女儿钻进了我的胸膛，大喊救命。我用力把她推开，看见她满眼泪水。我看见血正离开她可爱的脸，女儿突然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向她父亲和路易斯抬起她受伤的目光。女儿在我怀里晕倒了，倒在阶梯座位上，好像死了一般。

那天，一匹马被牺牲了，以便那些大受恭维的野蛮行径能得到报偿。那匹奄奄一息的马被一辆马车在可耻的沙地上拖着，好久都没有死。那头犯了罪的公牛理应被处决，它的血在宽阔漫长的草地上汩汩地流个不停。前者嘶鸣着，挣扎着，好像很不明白，它惊慌的眼睛在翻白，腿朝着天空请求老天解释；而后者呢，那个黑色的罪人，它的肩上插着一把长长的剑，身体被刺穿了，前腿弯曲了下来，终于服输了（好像这是在打仗似的）。阶梯座位上的人群看到它这样跪下来投降时，纷纷站起来兴奋地大喊。男人们拉开了他们的裤裆，女人们掀起了她们的花布头巾，纷纷涌向安息日那天排队领圣体的臭烘烘的人群中。而当她们在吃基督的身体、吸神甫的精液时，他们可怕的孩子在寻找大喊大叫的地方，看在哪里又能有一场杀戮，有一场狂欢。所有的人都在吸、在喋喋不休地说或是在探讨，那头结局悲惨的可恶的公牛还在担架上哭泣，就像一头小牛犊。谁都不再看那个奄奄一息的替死鬼，它曾经是那么危险，被人叫做魔鬼。

“医生，你要知道，做完弥撒之后就去看斗牛。人们用不着换掉节日的盛装，很快就去吃橄榄油鸡蛋夹心饼了！一口一个，然后赶去斗牛场看喋血表演。血和内脏流得满地都是。”

我成了我女儿的母亲。我女儿不认我，只要她父亲。那一天标在没有任何记录的日历上，那么多年过去了，一直避免见面。我感到自己快死了，快不行了，然后又变得十分强壮。“你是一头猪，”我对路易斯说，“你是一头肮脏的母猪，生了一窝蛇。永远不要再靠近我的家人。赶紧消失，否则我就一拳打死你。”我抱住帕蒂，然后沿着阶梯座位朝出口下去，边走边撞击那些肥胖的背和静脉曲张的大腿。那些人抗议了，我就用脚跟踩他们的脚，用我仅懂得的几句西班牙语骂他们：mierdadeputa，或者反过来说，putademierda，[19]其他我就不会说了。太阳火辣辣地照着我的脖颈，汗水模糊了我的眼睛，黑翅蝇在空中飞来飞去，好像走投无路。

在一个棕榈成荫的广场上，有一个高高的喷泉，水非常清凉，人们都进去泡水。帕蒂和我也穿着衣服进去了。两个装殓工的寡妇在葡萄架后面看着我们，她们笑了，黑色的嘴加在一起也没有5颗牙齿，但她们就露出那5颗牙齿笑着，向我们表示友好，想告诉我们说，是的，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喷泉，而不是斗牛场。

啊！帕蒂！我要永远念叨着你的名字。

*

1924年

当他们把我从乔的怀里拉开的时候，最大的惩罚不是公开侮辱。哦！我被关在一座空屋里达三个月之久，远离一切。监视我的是一个厨娘，她的黑眼睛像钉子一样埋在脸上，脸上顶着一个死人般的脑袋。一个装扮成园丁的男人步步紧跟着我，一有风吹草动就跳起来。

早上，是那个女人打开我的房门，晚上，是那个男的用钥匙把我锁在房间里……

在这种孤独中，我开始写东西，我被监禁的心灵仍然圣洁。我不知道我在保镖的跟随下一离开房间，前往沙滩，司各特就来偷看我的笔记本。他逐字逐句地把我写的东西抄下来，有时是完整的句子，有时是整整几页，这些东西将变成养家糊口的中篇小说，他背着我悄悄地寄到纽约。可这一切都还算不了什么。

真正的惩罚是司各特通过律师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中措辞温和，向我宣布：“作为一个通奸的妻子，你应该明白，你失去了当母亲的权利。我不允许一个行为不检点的母亲为我女儿的现在和未来作出任何决定。所以，我请你行事谨慎，放弃教育帕特里西娅·弗朗西斯的所有权利。由于你已经失去责任感和道德感，我想这种安排会减轻你的负担：现在，你已经没有作为一个好家长所应该有的这些责任了。我将选择保姆、佣人、家庭教师、学校和她的娱乐方式，当然也包括度假的时间和地点。”

我太软弱了，不得不服从，而又有哪个律师会保护我呢？我又向谁求救呢？肯定不是我那个当法官的父亲：我们相距数千公里，中间隔着海洋。我想这种距离能使他们避开丑闻，我的父母是不会愿意缩短这一距离的。

对我来说，帕蒂永远失去了。巴塞罗那事件之后——那个充满暴力的小插曲，将留给我一段幸福的回忆，尽管表面上非常矛盾——事情就明摆着了：她一天也离不开的是她父亲，他是家中的主人，掌管着钱财，他很出名，受人尊敬（尽管这事越来越不像是真的，但孩子是爱或者是抛弃的符号，而不是幻灭和怨恨的象征），决定她的一切，而我这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是个疯子，天天要服镇静剂。我在诊所里一住就是几个月，几年——我毁了这个家。

*

我离开了海兰医院，回蒙哥马利和母亲一起生活。母亲住在亡夫留给她的塞尔路322号。这叫做落叶归根，或者说得更让人不安一点：回到童年。在母亲的屋子下面不远的地方，有座小平房。我想一个人住在那里，少吃少喝，安安静静。至少不要一天吃三餐。我太胖了，胖得已经变了样，我在镜子跟前都认不出自己来了。与此同时，我脸上的线条越来越粗，下巴越来越肥，眼睛越来越深，陷到了眼眶里。由于缺少运动，安定药吃得太多，我发胖了。我很讨厌这样。他们对我进行了加糖疗法，把我往死里整。

我深信我从来没有像接受加糖疗法时那样悲惨……他们让我大吃含淀粉的东西，给我灌糖，通过嘴或采用输液的办法……后来，他们还给我注射糖分，让我晕了过去。他们做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在接受加糖治疗的三个月后，我还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已经恢复了知觉，我重了20公斤。

（我的上帝……狗日的上帝，但愿在我的头顶，有某种东西，有个高等法庭——啊，但愿它能把我从这种仁慈的折磨中解放出来！）

帕蒂说，我大腹便便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以前太瘦了。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不仅是在身体方面，在精神上也是如此。我被关在两个东西当中，一边是囚室的墙，另一边是我肥胖的肉。

我站在窗口，看见喷雾飞机朝田野飞去，洒下黄色或蓝色的细雨，这要看是什么杀虫药。我忧伤极了。司各特为什么要把我看守起来？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看住我，如果不是为了让我衰老和枯萎？我本来可以拥有乔的。我可以跟他生两个小孩。一个儿子，叫蒙哥马利，一个女儿，叫亚拉巴马。我们本来可以在沙滩上建一座坚固的房子，我来负责粉刷，我靠在他很有安全感的怀中粉刷，那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他是靠得住的。

我甚至都不恨司各特，我做不到。现在，我看他就像人们看一个10岁的小孩。我太爱他了，以至于我都不能告诉他他给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明尼和我早就不说话了。她没有参加我的婚礼，我那个当法官的父亲的死，然后是小安东尼的自杀，使我们又像以前那么默契了。我们在花园里一起种花种树，妈妈在园艺方面知识渊博，她像个真正的行家，会插枝，会嫁接。通常，一到下午三点，我就感到疲惫了：我停止了一切运动，神经治疗、各种毒品和被关在笼子里的生活毁坏了我的身体，它已经没有反应了。明尼快80岁了，有时，她比我还愉快。当她看见我游泳游得脸色太苍白，太疲劳时，便拉我坐在拱门下面或泡桐清凉的阴影里，两人默默地喝着冰茶。她从来不谈弗朗西斯和他的加利福尼亚情妇，也从来不问我的写作和我画的画，也很少问帕蒂。帕蒂在离我们很远的大学里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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