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部分（第2页）

总有一天，社会不再是今天的社会，所有的不合理将会被消灭，人人都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怀着这样的心愿，陆久之来到了宝成纱厂。

因为陆久之考试的成绩相当优秀，也因为他是个气度不凡的世家子弟，老板刘柏生对他很是另眼相看。他把陆久之安排在厂长室当练习生，实际上是做厂长秘书的工作。向来让人侍候惯了的陆久之，居然很快习惯了他的工作。他帮着厂长起草文件，刻着蜡纸……干得不亦乐乎！

有一天，陆久之正在厂长室忙着工作时，有一个身材魁梧、面目清秀的年轻人来找厂长。因厂长不在，两个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人便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这个名叫蔡叔厚的工程师，谈吐风趣，性格豪放。陆久之非常喜欢这个比他年长几岁的青年，两人相谈甚欢。因为工作的关系，蔡叔厚经常来厂长室与厂长打交道，与陆久之的接触相当频繁。没过多久，两人成了亲密知己。

蔡叔厚生于淅江的一个颇有名望的世家。其父在湖南担任过华容知县，死在任上。母亲带着九岁的蔡叔厚及其他几个子女回到老家浙江诸暨陈蔡乡下。一个女人不熟悉乡间情况，常受到同族乡人的欺凌。为了负担孩子们上学的费用，家中经济拮据，只能靠借贷和典当什物维持生活。在艰难的环境中，蔡叔厚发奋读书，成绩异常优秀。在杭州模范小学毕业时，考了第一名。老师对他期望很高，但因为家境困难，无法继续升学，母亲决定送他去富阳的一个药材铺当学徒。但蔡叔厚不甘心如此。他背着母亲逃到杭州，考进了学膳费较低的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母亲见儿子志向坚定，只得四处奔波借贷、变卖东西供他上学。当他在电机科毕业时，家里已经山穷水尽。蔡叔厚只好放弃继续升学的念头，去做工谋生。他先是受聘到考丰造纸厂，由他设计制造成的能节省燃料的回焰式制浆大锅炉，很受厂方的称赞。后来，他又在莫干山设计了五层楼高的建筑工程—槁翠轩。这一工程结束后，他来到上海，被介绍到日本人开的内外棉纱厂做机工。1919年蔡叔厚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反对二十一条卖国公约，参加了上海大*。他和几个同学一道，自动离开了日本人开的内外棉纱厂。经“纱厂联合会”的介绍，蔡叔厚来到宝成纱厂。进厂后，他修复了弃置多年的发电机，解决了电机及线路上的种种困难，受到厂方的重视。厂方对他以工程师相待。由于蔡叔厚待人热情，做事周全，颇有人缘。

因为陆久之与蔡叔厚家世境遇相同，彼此的文化水平也比较接近，又都爱好文艺，在工作之余，两人常常一块儿舞文弄墨、赋诗联句、谈古论今，相处得十分和谐融洽。蔡叔厚比陆久之大六岁，所以他总是像个大哥哥一样照顾陆久之，在生活、工作中给陆久之很多关心和帮助。陆久之暗自庆幸，离家没多久，找到这么一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真是好运气！　。　想看书来

三：人生转折

然而，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

“久之，我准备去长沙公立纱厂。”几个月后的一天，蔡叔厚告诉陆久之。

陆久之一愣，他实在不想与这么好的朋友离别。但他听着蔡叔厚的打算，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他给蔡叔厚提供了一些有实力的亲友的情况，以便朋友遇到困难时有人照应。

蔡叔厚很是感激，临行前，他紧握陆久之的手说：“你年纪还小，应该再去读几年书。去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吧，那儿我熟。”

两人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分开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

蔡叔厚走后没多久，陆久之也离开了宝成纱厂，去了蔡叔厚的母校——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

在杭州学习了一段时间后，陆久之于1924年再次来到上海。那时他们全家已从湖南迁居到上海。作为五省联军的军法处长，父亲陆翰奉命驻扎在上海县。陆久之和家人一道住在威海卫路的一幢豪华公馆内。

有一天，陆久之正在书房看书，仆人领进来一个衣着简朴的青年。陆久之定睛一看，乐得跳了起来。

“叔厚，你回来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和蔡叔厚热烈拥抱。

蔡叔厚在1921年秋考上了官费留学生，去了日本的电机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考入了东京工业大学，作了一年研究生。1924年，日本发生大地震，百业萧条，又不时有排华事件。蔡叔厚便逃回上海。

“久之，你不知道，我上码头时，脚上只穿了一只皮鞋，实在是狼狈不堪呢！”

蔡叔厚说着哈哈大笑起来，陆久之也跟着笑起来。他想，叔厚去了三年日本，这豪爽的性格倒是一点也没变。

陆久之让人准备了菜肴，为他的好友接风洗尘，庆贺他死里逃生。两人尽情畅谈过去相处时的美好时光，也谈起离别几年内的诸多事情，但谈得更多的，是对于未来的打算。

蔡叔厚说，他刚由日本回国时，浙江省建设厅曾聘他前往担任公职。但他认为官场*，也不愿意寄人篱下，做压迫别人的工具，因以予以谢绝了。

“在当今中国，我们现在只能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只有振兴工业，才能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老百姓才能过安居乐业的日子。久之，你说我想得对不对？”

蔡叔厚热切地盯住他的好友，陆久之深受鼓舞。他完全赞同蔡叔厚的想法。这个出生世家的青年，只觉得社会不合理，需要改造，但至于为什么不合理，要经过怎样的改造，陆久之并没有找到根源。毕竟，他太年轻，才二十二岁，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什么叫阶级压迫，还分不清、弄不懂。然而，那种单纯的工业救国、技术救国的模糊思想倒是偶尔在脑海中闪现过的。

“那还等什么？干起来吧！”

蔡叔厚是个雷厉风行的人，说干就干。

两人从亲友处募集了一点资本，因陋就简地创办了一所电机公司，取名为“绍敦”。绍敦是蔡叔厚的字。公司开办时，只有三个人。蔡叔厚是经理，也称“老板”。陆久之是他惟一的助手，还有一个烧饭的工人。当时公司的地址是爱文义路戈登路（即今天的北京西路长宁路）口的“迁善里”。经营的业务是：代人装电灯、修马达、风扇、修造高周波的紫光放电机、爱克司光机等等。

从此，蔡叔厚就由“世家子弟”变成了“蔡老板”，而陆久之，也走入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　想看书来

四：高朋满座

绍敦电机公司规模虽小，但由于蔡叔厚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又留学日本，在高等学府专攻电机，实践和理论相结合，使他有了一套过硬的本领。因此，电机上的各种疑难杂症，只要经他诊断，没有不手到病除的。所以，经过短短时日，绍敦电机公司“蔡老板”的高明技术，已在上海电机行业里不胫而走。

业务迅速发展起来，公司搬到了有恒路1号。

蔡叔厚和陆久之虽然整日忙于业务，但他们依然抽出空来，看书看报，对时事政局相当关心。随着“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的相继爆发，两人逐渐意识到：纯粹的技术救国根本不可行。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革命，理解风起云涌的群众性运动，陆久之利用晚上的时间，到上海大学做旁听生。由此，他接触到恽代英、瞿秋白等一大批头脑中有先进马列主义装备的老师和同学，他们经常到绍敦公司串门；而蔡叔厚留学日本和工业学校的一些同学也经常来找他。所以，绍敦电机公司总是人丁兴旺，高朋满座。

陆久之风趣地对蔡叔厚说：“我们这里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过，这个‘鸿’字应改为‘红’字才恰当。”

陆久之所谓的“红儒”，是指当时常来公司串门的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在此谈笑风生，探讨中国革命的出路。绍敦电机公司，不仅是个极好的幌子，而且成了革命者的聚会地点。常来碰头聚会的有叶剑英、李维汉、匡亚明、夏衍、廖承志、杨贤江、冯雪峰、彭湃、陈德辉、汪极、柔石、华岗、冯乃超、彭康、张秋人、潘梓年、曾宪植、徐镜平等人。

在这些进步朋友中，有的人当时就是共产党员，他们是接受党的指示，来对蔡叔厚和陆久之做启蒙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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