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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在这些进步朋友中，有的人当时就是共产党员，他们是接受党的指示，来对蔡叔厚和陆久之做启蒙工作的。

同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大家除了探讨革命之外，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爱情。常来联系工作的叶剑英和曾宪植，在频繁的接触中产生了感情。绍敦电机公司，成了他们情感交流的重要场所。陆久之和蔡叔厚，为他们的结合起了促进作用。事成之后，两人还常以“月老”自诩。

虽然作了一回成功的“月老”，但蔡叔厚自己情感发展的道路却颇多困惑。

那回，他与姐姐相约同回杭州。姐姐带了个年轻的女伴——她的学生沈受真同行。沈受真貌美而文静，有一双惹人爱怜的亮晶晶的大眼睛，蔡叔厚一下心动了。姐姐见他有意，有心玉成他俩，便在车上给他们正式作了介绍，还让他们彼此留下通信地址。

沈受真是嘉兴人，车到嘉兴站，她就下车了。蔡叔厚回到上海后，立即主动给她写了一封情书，并附了一首七言诗：

江南第一鸳湖好，此生合在鸳湖老。

霭烟垂璧柳线长，春风吹绿青青草。

沈受真虽然是师范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但对旧诗并无基础，不知如何应对，再加上她本来就性格内向，所以没有给蔡叔厚写回信。蔡叔厚久等无讯，不免心焦。他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人，所以又去求姐姐，要姐姐去做做沈受真的思想促进工作。

五：情感纠葛

这一招还真灵，沈受真后来也成了绍敦电机公司的常客。但她生性胆怯，面皮又薄，不便一个人来，所以总是带了一个要好的女同学一道来。

这么一来，麻烦顿起。那个女同学叫娄曼文，不仅长相俏丽，而且性格活泼，热情奔放。她和蔡叔厚言谈甚合，看问题又颇有见地。蔡叔厚很喜欢这种类型的姑娘，与娄曼文共同探讨一些问题时，倒把沈受真晾在了一边。沈受真心里很不好受，她是个对爱情深沉专一的姑娘，不想叫好友夺了心上人。结果，两人相互妒忌，反目成仇。

哪料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不久，蔡叔厚又认识了姐姐的一个同事，名叫朱文央。她的长相虽然不如沈受真和娄曼文，但文字水平相当高，是个不折不扣的才女。蔡叔厚为她的才学所折服，在朱文央面前，他甘当学生。

三个姑娘各有所长，把蔡叔厚的心搅成一锅粥。到底该和谁结婚，他自己也失了主意，苦恼不堪。

以蔡叔厚的苦恼为题，陆久之填了这样一首词：

朱颜好，沈腰细，楼头春色妍。

中郎原惯弄三弦，熊掌与鱼何所欲？

要不情缱，怎不情缱？

在这首词中，陆久之把三个姑娘的姓氏巧妙地罗列在内，还用了蔡中郎弹三弦的典故，委婉地批评了蔡叔厚在恋爱上的“熊掌与鱼”皆所欲的态度。

蔡叔厚后来决意以工作为重，狠下决心，把三位女友先后送到日本留学。陆久之警告他说：“在东京的留学生，大多是和尚，三位姑娘去了那儿，如果琵琶别抱，将悔之晚矣！”

蔡叔厚却爽朗地一笑说：“她们在国内围着我而互相斗艳，争风吃醋，使我不得安宁，影响工作。如果她们在日本能找到各自理想中的如意伴侣，我从此可以脱离多角恋爱的苦海，从而安心工和，此我之心愿也。”

三个姑娘去后，蔡叔厚果真一意埋头于工作，再不理论情爱之事。直至朱文央回国后，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如愿以偿，与蔡叔厚成就姻缘。

相形之下，陆久之的婚姻就显得平静而无波。

1925年年底，陆久之和陈宗蕙举行了婚礼。陈宗蕙女士与他同龄，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其父陈国权（即陈重民），为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在当时，陈国权创办并任“中美英联谊会”会长，是与伍廷芳齐名的外交名人。陆久之所住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与陈国权正好是邻居。陈国权经常到陆家去聊天，彼此十分相熟。陈妻去世之时，陆久之曾写了一首诗前去吊唁。陈国权相当赏识陆久之的才华，便让女儿陈宗蕙与他交上朋友。陈国权认为，把女儿嫁给陆久之这样才华出众、家世显赫的青年人，女儿是终身有靠。

出席婚礼的，有夏衍，曾宪植等。

结婚后，陆久之和陈宗蕙搬到福煦路明德里的新居。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六：有福不享

1927年初，经共产党员徐梅坤（徐行之）的介绍，陆久之来到上海总工会工作。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是汪寿华，他是*上海区委常委。当时，赵世炎被党中央任命为江浙区委兼上海区委（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组织部长和上海工会党团书记。

直接负责总工会秘书处工作的，是以中央委员身份加强上海总工会的周恩来。他是个非常认真和细心的人，许多总工会发布的文件，都是经他亲自审查和修改的。周恩来对他领导下的同志，非常亲切，不端任何一点架子，说话也没一点官腔，做起事来是有板有眼，效率极高。底下的同志都相当尊敬他，这个才二十九岁的青年人以他的沉稳周全、灵活多智和平易近人在上海总工会里拥有极高的威信。

陆久之那时是秘书处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做的事平淡而繁琐：刻蜡纸，油印，校对，偶尔也做做接待群众来访的工作。不少了解他出身的人感到奇怪：这样一个出生在豪门的资产阶级大少爷，放着现成的舒服消闲的好日子不过，跑到总工会来折腾什么呢？

有一天，夏衍跑到总工会来看陆久之。他是蔡叔厚在浙江工业学校的同学，留学日本时两人又在一起，关系非常密切。夏衍是绍敦电机公司理所当然的常客，因此，他和陆久之之间也十分熟捻。

“嗨，久之，忙什么呢？看你忙的！”

夏衍推门进来时，陆久之正坐在那间又热又闷的小屋处理那一大堆的文件。不过是仲春天气，身上却只穿了件衬衫，额上还冒着汗。

“哦，端先（夏衍原名沈端先）啊，你来了，快请坐！”陆久之热情地握住夏衍的手，他很喜欢这个比他仅年长两岁的瘦瘦的青年，他聪敏的眼睛和对文学的修养曾给陆久之一见如故的感觉。

“怎么样？久之，还惯吗？”夏衍看着他微微一笑。

“忙是忙了点，但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每天虽然忙着汗流浃背，可是精神上却如鱼得水。”陆久之一边擦着汗一边笑着说，“再叫我回头去过那种醉生梦死的大少爷的日子，打死我也不干！”

“可是有人在背后说你是个傻子，有福不会享！”夏衍环视了一下四周，“瞧这屋子！瞧这摆设！无名无利的，做一个傻子值不值得？”

“让他们说去吧！”陆久之满不在乎地把头往后一扬，“每个人都有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想和追求。就我个人而言，我乐意做这些无名无利的琐碎杂事，乐意为此辛劳，做某些人眼中的傻子。”

“久之，你是越来越成熟了，真为你高兴！”夏衍赞许地说道。

陆久之笑了笑：“端先，你这阵忙什么呢？我听叔厚说，你在搞翻译？”

“是啊，我刚从那边的书局回来。”夏衍从他随身带着的包内取出一厚叠文稿，递给陆久之，苦笑着说，“走了好几家书局，他们都说不出苏俄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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