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英雄赋（第1页）

一

圣彼得堡八月的阳光是柔和而明净的，一如滨河街两侧那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流溢着宁静与明朗的情调。风从涅瓦河上款款而来，不经意地抚弄着行人的衣角——这里人们的神态也是悠闲而散淡的，不像莫斯科人那样行色匆匆。他们用不着那么浮躁，莫斯科是政客和商人的舞台，用圣彼得堡人的话来说，那是一只外表美丽的彩贝，内里却腐烂发臭了。圣彼得堡人自矜的是一种很有底气的雍容优雅，虽然这中间带着几分古典，几分慵懒，令人想起油画上那个叫叶卡特琳娜的贵妇人。

但，圣彼得堡绝不是一座女性化的城市。

只要稍稍走进城市的深处，你就会发现，这里的纪念性建筑大多是与战争有关，与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著名统帅有关的。冬宫广场上的亚历山大柱是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的产物，你简直无法想象，这座高度为47。5米，直径近4米，总重量达600吨的庞然大物，竟然是用整块的花岗石雕成的。十二月党人广场上的青铜骑士像堪称俄罗斯民族雄性的徽章，彼得大帝那燃烧着征服欲望的目光坚定地向着大海，向着远方，那目光曾激起青年普希金嘹亮的诗情。战神广场——来源于罗马战神的名字——坐落着库图佐夫和苏沃洛夫的塑像，他们的名字都曾经和一代天骄拿破仑联系在一起，让人们想起19世纪初叶欧洲战场上那一幕风云际会的壮丽景观。就连交易所大楼前耸立的圆柱上面，也装饰着金属船首的模型，因为在古希腊时代，斯巴达人喜欢把战败船的船头钉在圆柱上，作为海战胜利的象征。

这是一座崇尚英雄的城市。

离开圣彼得堡时，我买了几块“青铜骑士”的袖珍铜版画，莫斯科没有这种分量的工艺品，那里的自由市场上泛滥着白桦树制作的套娃。

也许就在那个时刻，我开始触摸这两个带着几分古典色彩的、质感有如青铜雕塑一般的字眼：英雄。

是的——英雄！

二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正在逐步沦入平庸。

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时代，一个大家伙儿彼此彼此的时代，一个既没有奇迹也没有权威更没有大喜大悲的时代，一个许多人白天忙着挣钱晚上坐在电视机前嗑瓜子的时代。因特网，牛仔裤，可口可乐，卡拉OK，当然还有壮阳药和新一代避孕用品，所有这些，从总统到打工仔都可以平等地受用。《给咖啡加点糖》《爱情麻辣烫》《来点盐，来点醋，来点芝麻酱》，连影视剧的名字也这样有滋有味。但太讲究滋味又恰恰导致了味觉感官的退化，反倒觉得什么都没有滋味了。大家见了面，无非是“吃了吧？”“发了吧？”“离了吧？”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到处弥漫着一团混沌和暧昧的气息。如果我们没有“铜琶铁板唱大江”的雄迈，那么有一点“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情致也是好的，可是没有。我们当然有诸多的不如意，但绝对没有愤怒，因为我们连愤怒的表达方式也要看别人的脸色，要别人画圈同意。长此以往，甚至连哭和笑都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拥有的只是默默抽泣和莞尔微笑，却失却了可使灵魂沐浴的痛哭和能叫人身心解脱的大笑。大众传媒平均每三天推出一个超级巨星，然后又用花边新闻把他臭上一顿悄悄地遗忘。比尔·克林顿似乎风头正劲，他先用自己不安分的阳具把世界搅得一惊一乍的，让电视机前的人们很兴奋了一阵，然后又在巴尔干半岛捣浆糊。其实那种按照计算机程序进行的轰炸根本算不上战争，也无法令人产生那种“我自横刀向天笑”或“乾坤忒重我头轻”之类的情怀。权势者和巨富当然到处都在雨后春笋般的滋生，但我们这个社会似乎只有暴发户而没有贵族，只有奢侈而没有享受，只有嗜好而没有审美。

没劲！大家都这么说。

庸常寂寞中，我们呼唤英雄，呼唤那曾作为世界历史脊梁的巨大身影，呼唤那光芒绝世的人格精神和意志力量。

哦，久违了，英雄，尔等别来无恙？

呼唤英雄是对历史深情的凝视。因为历史曾被一个个英雄的名字定格，他们是横空出世的群山，负载着一代又一代的盛衰兴亡，即使过时了，那伟岸的身姿也不失原始的峥嵘。他们是奔湍的长河，以喧天排空之势留下了悠远的回声，即使枯竭了，那萧索的河床也能证明其当年的浩阔。

呼唤英雄是对生命激情的倾慕。没有哪一种伟大和深刻是从宵小庸常中滋生的，如同瀑布的落差产生势能，在英雄们身上，这种激情无一例外地体现为一种生命本体的强悍，一种追求卓越的天性，一种舍我其谁的历史主动精神，一种义无反顾的道德力量。激情，使英雄受孕，那轰轰烈烈的诞生是人们无法向平静的日子索取的。

呼唤英雄更是对现实世界深刻的悲凉与失望。当萎靡不振的精神披上“太平盛世”的大氅，当一个三流歌星也让少男少女们迷恋得死去活来，当“伟哥”的发明者堂而皇之地登上诺贝尔奖的庄严殿堂，回眸英雄的身影，怎不令人有怒发冲冠、拔剑斫地之慨？“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绝不是一个东方民族古典的绝唱。

三

崇尚英雄当然不是崇尚名人、崇尚功利、崇尚权威。至少不全是。

且不说名人的出名有各种途径，特别是在一个大众传媒高度发达，整容包装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诞生一个名人简直有如探囊取物一般倚马可待。也不说名人的质地有高下之分，青铜、岩石、水泥、泡沫塑料等等都可以“制度”为偶像，甚至儿童用尿泥也能捏出几个有鼻子有眼的玩意来。就是那些货真价实的名人，尽管他们的光环来自其迥出时流的品格，恐怕也很难把他们归入英雄一类。

例如雷锋。雷锋当然算得上名人，而且当之无愧地算得上是青铜石雕质地的名人。

但我只承认他是一个打着那个时代烙印的人道主义者。雷锋的人格精髓就是那广为传颂的四句话：对待同志——对待工作——对待敌人——对待个人主义。现在看来，这“春夏秋冬”似乎过于四季分明了些。例如，即使是面对敌人，也有个政策界限问题，更何况在那个时代，“敌人”这一概念本身就相当含混，有时甚至指鹿为马。又例如，个人主义这一笼统用语中的权利与义务，是不是应该“秋风扫落叶一样”一风吹，也是大可分析的。但雷锋想不了那么细，因为他把这些分析都推给了他的上级。他是正直的，善良的，勤勉热情的；同时又是驯服的，忠诚的，知恩图报的。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小战士，一切都是那样朴素而透明，我们不能苛求他具备多么深刻的理性思考或历史主动精神。雷锋死于1962年，当时二十二岁，设想一下，如果他活到“文革”，二十六岁的雷锋将如何走过他的“春夏秋冬”四季情感呢？他或许会一边去公共汽车或火车站上扶老携幼做好事，一边又得急匆匆地赶去参加批判会。他或许会有很多困惑，但他肯定会用流行的政治信条来战胜自己的困惑，因为那些大抵都是可以归入个人主义或温情主义之列的。我不愿再想下去了，这样的推论实在有点残酷。

雷锋属于那种在任何时代都会闪光的好人，他不是高山大海，而是淹没于草丛中的路标，指向一种高尚纯粹的人生。这样说不是对他的贬低，恰恰是对他人格精神的欣赏。

那么功利呢？我们难道能撇开功利来谈论英雄吗？

是的，英雄绝不会排斥功利，比之于常人，他们有着更多的对自我价值和人生成就感的关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们天生就是自命不凡的一群。但这种关爱的指向应该是民族、历史、生命之类的大命题。因为指向过于阔大，他们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中外远古神话的主角大都是这样的悲剧英雄，这中间，我特别欣赏夸父，这位壮士的行动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他只是不停息地追赶太阳，一路上喝干了黄河和渭水，还不解渴，又向一个大湖奔去，最后渴死了，弃杖化作一片桃树林。你说他有什么功利目的吗？似乎没有。他只是体现了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与超越精神，一种不屈不挠的生命意志，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光荣与梦想。要说功利，这是一种足以涵盖整个人类精神的大功利。夸父追日的意境很美：西沉的夕阳，巨人饮于河渭又北奔大泽的身影，弃杖化为桃林的富于诗意的结局。为什么是桃林而不是其他什么树林呢？这恐怕也体现了一种美的选择：让英雄的葬礼达到美的极致，这是壮美和优美的统一，是轰轰烈烈之后的灿烂与宁静。在这种大美面前，世俗中那些浅薄的大红大紫还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财富、权势、女人、玉堂金马、礼炮鲜花，还有悼词和哀乐，这些与崇高无涉，与精神超越无涉的功利，都只是过眼烟云而已。我向来不大欣赏中国历史上那一类功德圆满的大人物——宰相，即使是那些口碑很不错的宰相（王安石等少数几个除外），我也很难承认他们是英雄，因为他们大都是一些精于利益计算的世故老人。不错，他们是兢兢业业的，但他们缺少在历史关键时刻仰天长啸的精神脊梁；他们是富于智慧的，但没有诗意的智慧终将异化为一种苍白的精致；他们也往往是雍容大度的，但所谓的“宰相肚里能撑船”恰恰成了明哲保身、见风使舵、圆滑如珠等等职业技巧的大杂烩，而鞠躬尽瘁说到底也只是一块徒有其表的功德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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