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洛阳记（第1页）

一、如夫人、继室和孀妇

小时候读李长吉的《金铜仙人辞汉歌》，半懂不懂中，只留下了对洛阳不大好的印象。其实诗写的是铜人离别长安时的情景，色调很悲凉，洛阳还很远，连一抹阴影也说不上的。那么铜人为什么不愿去呢？以至“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苦凄凄的有如弃妇一般，可见洛阳不是什么好地方，连一尊铜像也不肯去——最后它终究没有去，据说因“铜人过重，留于灞垒”。这个灞垒大概就是古人送客时折柳赠别的灞桥吧？如果是，那么铜人才刚刚出了长安东门不远。它是有感情的，宁愿栖身于荒树野草之间，也不愿去洛阳。

后来又看了一些历史小说，诸如《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之类，才知道洛阳确实不是什么好地方，虽然那里有天下闻名的牡丹和美女，有《二京赋》和《三都赋》中极尽夸饰的铺排，有班固、蔡邕、左思、程颐和白居易，但那里的宫城里充满了凶杀和色情，阴谋麇生，小人谄渎，妖艳的贵妇巧笑争宠，暴君和权臣们恣肆而畏怯，碧瓦红墙之内弥漫着末日的靡废和恐怖气息，真令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有时候，我甚至一看到情节进入东都的城阙就跳过去，宁愿去欣赏荒原草泽间的好汉们舞枪弄棒。

久而久之便得出一个印象，洛阳大抵是个命途多舛的如夫人，有时则是个韵华不再的继室，作为京都，虽然她的历史相当悠久，却很少是元配的正室。正室大多是西京长安，只有当西京发生战乱和政变，皇帝在那里待不下去时，才跑到洛阳来。也有因为粮食接济不上而“就食东都”的。我大致算了一下，洛阳作为京都的历史前后达八百余年，但这中间的大多数年头是作如夫人或继室的，例如东周和东汉，她们的前头各有一个赫赫扬扬的西周和西汉，长安那九天阊阖般的气魄与如日中天的王朝盛世恰好般配。只有在走向衰落时，才会迁到洛阳来，在这里演完亡国的最后一幕。像李唐那样给中国带来一个大黄金时代的王朝，其文治武功都是在长安的宫城里擘划成就的，待到气数将尽时，却也要跑到洛阳来收场。当然，也有不少王朝一开始就定都洛阳的，但这些王朝的皇帝大多是心理变态的暴君或庸主，例如那位听说有人饿死，问为什么不吃肉的白痴皇帝司马衷，还有那位以荒淫无度而知名度颇高的杨广。洛阳的深宫似乎隐潜着一位魔法无边的巫师，皇帝一进入其中就会丧失起码的心智和人性，这些王朝也无一例外都是短命的。这时候，洛阳的身份是孀妇。

命途多舛的如夫人，韶华不再的继室，凄凄苦苦的孀妇，洛阳似乎从来就不是一处吉宅。但是，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王朝看中这里，翠华摇摇地驶进这里的宫城呢？

1994年秋天，我在无锡参加“东林学术研讨会”，会间参观东林书院时，曾就丽泽堂前那一块“洛闽中枢”的门额请教南京大学卞孝萱教授。老先生博学强记，“文化大革命”前曾长期协助范文澜编撰《中国通史》。他从中国历史上的宋学说到洛阳的二程（程颐、程颢），又谈到“程门立雪”的典故。在那块门额前，我记住了老先生的殷殷嘱咐：“要了解中国文化，河洛文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源头，有机会你应当去那里看看。”

于是我就去了。一年以后，我孑然一身行进在从长安去洛阳的路上。这本该是一次诗的行旅，沿着古驿道迤逦东去，一路上会想到很多气势悲慨的名篇佳句。“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杜甫当年也在这条路上颠簸过吧，他是高车驷马，追随着銮舆凤辇，还是踉跄于散兵乱民之中流离奔命？岁月的风尘早已掩没了悠悠古道上的辙印，连那座与诸多历史大事件维系在一起的汉函谷关，也只剩下一座并不雄伟的关门，砖石塌落，荒草萋萋，哪里还能体味杜诗中的盛大气象？出潼关、穿崤谷，遥望北邙山下的十朝故都，一股沉雄苍凉的情感溢满胸襟，真想如陈子昂那样登高一呼：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一个文化人从古驿道上走来，站在洛水之滨，他整一整行囊，梳理好心头的思绪，神态肃然地踏上了东都洛阳的废墟。

二、孔子问礼碑

老子的职务是周王朝的藏室史官，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国立图书馆管理员。“老子”是后人的称呼，其实他叫李耳，又叫老聃。

洛阳图书馆里灰暗而冷寂，四壁堆满了大捆的竹简，由于年深日久，编联竹简的皮绳已经断了不少，简片悄无声息地散落下来。所谓“韦编三绝”不光是指读书的勤勉，也是时空流转的见证。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很清苦，也很孤独，这对他很合适，正可以静心静意地思考宇宙和人生的大问题。他一向认为“言者不如知者默”，真正有大智慧大学问的人是不用多讲话的，更无须张扬。但现在他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静思冥想中自己仿佛羽化飞升，遨游于昊天广宇，俯视滚滚红尘、芸芸众生，他看到世间万物的机理其实很简单，祸福相倚，盛衰轮回，酒杯太满了必定会溢出来，月亮太圆时必定缺下去，所以一切都应顺其自然，“无为”方可“无不为”。一道思想闪电从洛阳图书馆冲天而起，他面前的竹简上出现了一行古拙的方块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他一共写了五千字，名曰《道德经》，但后世研究这五千字的著作，至少超过了他原著的一万倍以上，所谓“汗牛充栋”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那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有如寓言般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促成了周王室的东迁，洛阳有史以来第一次承接了天子的车驾和庄严的典礼。但巨变已经开始，王室权威不断贬值，中央政府已成为一块徒有其名的招牌。一切都乱套了，战争和阴谋连绵不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只是为了一个长得漂亮一点的女人或一块成色不错的玉璧便闹得干戈相向、王冠落地。周王室中那九座用当时最贵重的青铜铸成的巨鼎，已失去了神圣的震慑作用，一个封国的国君甚至把车队开到洛阳附近，向王室的使节询问九鼎的轻重大小，这就是“问鼎”一词的由来。这位国君狂妄地说：“那玩意有什么了不起？仅凭我们国家民间的挂钩，就足够铸成九鼎。”九鼎是至高无上的王权的象征，岂是可以随便铸造的？但人家手里有兵，腰里有钱，你能拿他怎样？事实上，由于王畿不断萎缩，中央财政日绌，周天子自己正在悄悄地把九鼎熔化，零打碎敲地拿出去变卖还账。

在大巨变喷发的火山灰上，中国所有的古哲学思想和文化创造各竞风流，炎黄子孙的思想进入了充满创造力的无涯空间，到处是生气勃勃的灵性，奔腾驰骋的激情，轰轰烈烈的生命意志和令人倾慕的人格力量。这是一幅值得我们千秋万代地回首仰视的风景——是的，只能仰视，不管我们站在多少世纪以后的高程上。请看看这支由文化精英们组成的阵容：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兵家、小说家，诸子百家，云蒸霞蔚，辉映成一条灿烂的星河。你想知道何谓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吗？请看看这条星河；你想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要义吗？请走进这条星河；你想领略什么叫鲜活博大的人格空间和生命方式吗？请遨游这条星河。这里没有教条的束缚，没有长官意志，也用不着谁来提倡主旋律、多样化什么的，这里只有心灵的自由勃发和个性的恣肆张扬。数千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笔尖轻轻触及那个时代时，仍按捺不住心头那股高山仰止的激情。

蜗居在洛阳图书馆里的老聃即是道家的创始人。

今天的洛阳东关大街北侧，耸立着一块“孔子入周问礼碑”。公元前5世纪的某一天，孔子乘着一辆破旧的牛车，颠颠簸簸地从这里进入了洛阳城。老先生此行的目的据说是为了观看“先王之制”，考察“礼乐之源”，学习“道德之规”。这些都是典籍上大书特书的情节，因为孔子在完成这一切后说了一句相当流传的话：“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他这次观光确实受益匪浅。而且，在此之间，他还到图书馆拜访了王家藏室史官老子。

站在那座高大的石碑前，我想到了很多，这是两位思想巨人的聚会，是儒、道两种哲学世界的大碰撞，这次碰撞产生了怎样绚丽的火花，并将怎样影响中国文化的走向，都是很值得探究的历史大课题。在诸子百家林林总总的学派中，没有哪一种学派比儒家和道家更深刻地楔入了中国文化的底层，再过几个世纪人们将会看到，这两大学派以及后来从印度传入的释家文化，如何支撑了二千余年的中国哲学史。自秦汉以降，历代统治阶级或“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或“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或儒、释、道三教鼎立，玩来玩去总离不开这几座原始的思想宝库。因此，公元前5世纪两位老人在洛阳图书馆里的会晤，实际上是儒、道两大学派第一次面对面的交锋，也为他们后来延宕二千余年的争端和流变拉开了序幕。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即使放到上下五千年的壮阔背景中，恐怕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孔子是从鲁国来的，他的知名度要比李耳高得多，其原因是他曾担任过鲁国的司法部长，并且很干了几桩大事，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是“堕三都”和诛少正卯。但在一次国君主持的祭天典礼中，三桓大夫故意不分给他一块祭肉，这在周礼中是一种最严厉的处分。孔子知道自己在仕途上已经没有什么作为了，便出国流亡讲学。对于政治家的孔丘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失败。但对于思想家的孔子，这却是值得额首称庆的。命运的沉浮遭际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历史、现实和理想，并且在这种思考中多了一层人生的况味；乘着牛车周游列国虽然颠出了消化不良的毛病（这是鲁迅考证的），却使他的眼界和胸襟更为开阔。他一共在外面流亡了十三年，最后又回到鲁国。如果说当初从鲁国跑出来的是一个恓恓惶惶的小官僚的话，那么十三年以后，回到鲁国的则是一个学富五车的思想者和坦荡君子。历史应该感谢鲁国的三桓大夫，他们吝啬了一块祭肉，却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一位文化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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