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忙,等你妈出来”。
这时妈和大姐、二姐,还有大弟都跑出来了。
父亲有点着急地小声向妈说:
“快帮我把黄包车钱付了,二角钱”。
这时我才发现街边停了一辆黄包车,车夫很不耐烦地坐在车上等,母亲马上从身上掏出钱,数了数,递了过去,车夫接过钱,不知口中咕哝了一句什么话,拉着车走了。
母亲回来向大姐喊道:
“朝琼,你帮爸拿行里,回去了”
妈走在前面,大姐提着行里紧跟着,父亲抱着大弟,我和二姐一边一个拉着父亲的衣裤,簇拥着往院子里走。
前后院的邻居们都站在门边或窗口上看。
“魏先生回来了!”大家热情地打着招呼。
“回来了!”母亲微笑礼貌地回应,时儿还停下来跟别人说两句。
面对这些陌生的面孔,父亲有点不好意思,低着头加快步子,低声地摧我们:
“快走!”
像逃似的,爸和我们到了家,把母亲留在院里。
大姐把行里放到床上说:
“爸,你坐,我给你盛碗水喝”。
我看了看行里,是一床用草绳缠着,上面补了很多补丁的破棉被,没一点吃的东西,心便晾晾的,再看父亲,他瘦多了,高大的身子穿了一件齐腰的短棉衣,肩头上有一块小洞,露出白棉花,没有穿内衣,也用一条草绳把棉衣紧紧地缠在腰上,下身穿了一条单裤子,只打齐小腿,露出光光的下半节脚杆,裤子本色可能是蓝色,但已经洗成灰白色了,膝盖下还有两块用黑布补的疤,赤着足,穿了一双草鞋。
父亲脸膛泛黑,看起来还健康。
母亲回来后,向父亲看了看,没说话,从衣箱里拿出了一双自做的新鞋说:
“拿去换了吧。”并向我们喊道:
“快去给你爸打盆洗脚水来”。
我家没有热水和开水,喝的和洗脸洗脚的水,都是我和二姐从扬柳河里抬回来的河水。
晚上,母亲破例地煮了一大锅新鲜饭,用菜油炒了一盘泡菜,让我们吃了两碗。
睡觉时,母亲调整了铺位,要我和大弟睡小床,二姐和大姐睡三哥、四哥放假回来睡的床。
原来我、大弟和母亲都睡在一张大床上,现让给了父亲。
睡下后,我睡不着,可能晚饭吃多了。
平时,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吃新鲜饭,每人两碗,人大的盛多点,人小的盛少点,泡菜下饭;中午喝点清水,晚上吃早上留下的饭锅巴,用水煮了,半浠状,称为锅巴饭,一人一小碗,无菜,但吃起很香。
今天晚吃了两碗饭,翻来覆去,脑子里始终浮现出,在祖山时,和父亲乘船去看朋友的场面,父亲昂头挺胸,胖胖的……。
现在,怎么啦?我搞不懂,总睡不觉,直到鸡叫。
父亲刑满释放回家后,仍在地方居委会监管下从事体力和手工劳动,推鸡公车帮别人运货,花竹条,编竹筐。
清晨和街道其他管制分子轮流去打扫公厕。
每星期去居民委员会汇报思想改造情况,接受居民小组的审查评议,决定是否可以摘去管制分子帽子。
在当时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参加评议的居民积极分子,有谁敢向被政府定了性的“反革命”、“坏分子”说句公道话,大家往往都以落井下石的义举,来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和积极性。
父亲不管是多么诚心诚意地加强自我改造,但直到1961年病逝,都没有选举权,也就是说直到死,他都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有天,是星期六晚上,刚吃过晚饭,居委会治安主任仰婆婆来家,通知父亲去居委会开会,汇报情况。
居委会开会,我没有看过,想去看,母亲不准,说:
“有什么看头!”
但最后我和二姐还是悄悄跑了出去,躲在居委会门后,偷偷往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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