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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爸爸的话是真的,虽然我们学校没有正式给我们传达“给麻雀*”一事,但是以后我们的“除四害”活动就把麻雀除外,代替麻雀的是跳蚤。

平时“除四害”,我们主要的是消灭苍蝇。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我都要拿苍蝇拍沿途打苍蝇。爷爷不反对打苍蝇,在家里只要有苍蝇,他也试着打。有一段时间,学校要我们上缴“死苍蝇”,以便统计我们“除四害”的成绩。爷爷也帮着我,把每次打的苍蝇装在火柴盒里,给我拿去上缴。直到有人说这样不卫生,传播疾病时,我们才不需要上缴“死苍蝇”。爷爷也就不需要帮助我了。

开学后,在我们的政治课上,老师告诉我们:“公社化以后,公社成立食堂,成立幼儿园和敬老院。大家一起劳动,劳动后一起吃饭,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个阶段。”

我们不知道公社化以后,大锅饭到底是什么样的。不久我们参加了公社的秋收,我被分配去割麦子。学校要我们学习贫下中农,在劳动中了解种粮食的种种艰难,从而珍惜粮食。爷爷也常常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同学们每人分到一垄地,就排成一排向前割。我因为年纪小,就在后面捡麦穗,我们仔仔细细地找寻掉下的麦穗。有同学问老师,不是让我们学习贫下中农吗?为什么有的社员图快、图轻松,将大串的麦穗留在地里?老师告诉我们:“因为这些社员的觉悟程度还不高,麦子是公社的,不是自己家的,就不爱惜。”

公社化以后,公社成立了食堂,各家的锅和粮食都拿到公社食堂,大家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我们这些参加支农的学生也在公社食堂吃饭。社员们不管参不参加劳动,都能有饭吃。因此没到吃饭时间,就有人等在那里。吃得不合意,就开口骂大街,连我们也看不下去。大队长批评了一些人,这些人不去参加劳动,天天在那里等吃饭,但批评归批评,他们照旧不改,大队长也没有办法。我们不明白,这样下去,有多少人参加劳动,多少人吃饭,时间长了,食堂还办得下去吗?我问老师,他也讲不出多少道理。我们劳动了两周,就回学校上课。临走时,学校组织我们参观了敬老院,公社里的孤独老人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在年轻人去田地里工作时,他们就帮助带孩子,这也减轻了他们的孤独。有的老人还帮忙看守场院,因为老人睡眠时间少,而且认真负责,很多场院交给他们看守,公社很放心。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3)

回家后我把见到的事情讲给爷爷听,爷爷对于公社的“敬老院”很感兴趣,觉得这对中国的老人是件好事。但是对食堂的事,他仍有疑问。

我们继续上课。在政治课上,我们还在学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区别。一天,我发现我们学校旁边的地已经被公社收回,我们也不去地里劳动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学校也不再提起我们学校公社化的事,也不再讲二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听说公社已经改变了分配方式,许多公社实行工分制,按照每个人的劳动记工分,然后按照当年的收入确定每一工分的分值,最后按劳分配。

爷爷听我讲起时,说:“你看,我还是有道理的,要达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距离还很远。‘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只不过是理想,是否真能实现,这还是一个问题。欧洲国家曾经有人实验过,但都失败了。”

以后到了法国,听说一些欧洲人曾经在现在以色列的所在地,实验过共产主义,在沙漠上种植物,参加劳动的人都是“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但实验失败了,后来还是采用“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这里的农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救了不少犹太人,许多没钱的犹太人逃到那里,生活下来,改变了沙漠的穷面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里的犹太人正式成立自己的国家,其他的犹太人,不论穷富、不论文化程度高低,纷纷来这里定居。

看样子,人们的思想水平和共产主义要求的思想觉悟还差得相当远。频繁的停课劳动,我们都不容易理解,像爷爷这样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更难理解。他最不理解的是研究所的人也停止工作去参加劳动。他担心我们下一代的科技水平,也担心我们的研究所拿不出成果,让外国同行歧视中国人。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

爷爷不愿当旁观者,他以极大的勇气,使自己融入时代的潮流。一方面,他不顾自己安危,不断用自己的经验告诫周围的人,没有科学,没有掌握科学的人,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也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让自己赶上时代。他说:“人们常说:‘老年人顽固。’这是因为老年人的思想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老年人要向年轻人学习,年轻人的思想常常带有时代发展的方向。但是年轻人经验少,老年人的经验又可以帮助年轻人。所以要互相帮助,互相交流。”他经常和我、和我的小叔叔秉群、和他的学生们谈自己的看法,听听我们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小叔叔入党后,爷爷常常向他请教一些对党的政策的看法。那时,我们学校常常有政治报告,爷爷因行动不便,数学所没有让他参加政治活动,他就让我把所有政治报告记下来,讲给他听,还提出问题,常常考得我出一身汗。

1959年的夏天,我们开始了高中入学统考复习,没有时间参加各种运动了。不久学校来了通知:我和同班同学陈秀兰被保送北京101中学读高中,不用参加复习。

进了高中,1959年的秋冬,我们去支农,公社食堂已经取消,大家各自回家吃饭,公社开始按社员的劳动记工分,按劳取酬。我们支农的学生就由学校派炊事员,自己煮饭,像在学校一样。开始,我们参加收红薯的工作,生产队给社员的定额是按行数来记工分。一些社员为了图快多挣工分,不仔仔细细地刨红薯,只顾向前赶,将大块的红薯留在地里。我看不下去就停下来刨红薯,慢慢地寻找他们留在地里的红薯,放在一起,以便马车来时好装车。谁知马车一来,装车的人也是按装车的数量来记工分,他们图快,把大块的装了,剩下的就不管了。我只好问我们带队的老师怎么办。老师看了看,他也没办法,就让我把掉下来的红薯放在一起。听说在困难时期,农民又返回田里把留在地里的红薯捡回去吃,可惜这些红薯早已经冻坏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4)

看来不要说实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时太早,连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也要看每个人是否“各尽所能”了,“按劳分配”也要有一个好的标准来衡量劳动的多少。

这时天气已经相当冷了,稻田里的水已经结冰,许多稻子仍泡在水里。公社给我们的新任务是把稻子运到场院。因为社员们都不愿意干,就让学生和其他支农的干部来干,于是我们就从红薯地来到稻田。

天太冷,一下水就冻得直发抖,稻田里的冰把我的脚划出一道道口子,鲜血流出来,和稻田里的冰融在一起,加上冷,我疼得无法忍受,想哭又不敢哭,怕别人说自己娇气。带队的老师见许多同学的脚划出口子,就教我们穿上长袜子再下水,这样不太冷了,而且稻田里的冰也不会把脚划破。我们咬着牙,忍着寒冷,把割下的稻子运到场院。

就这样一直到我们劳动结束,我们也没有能把所有的粮食拉回来。公社大队干部希望我们延长时间,但老师也没办法,我们还要上课,况且学生总不能代替农民,干完一切农活。我们只好看着烂在地里的粮食,遗憾地走了。

回来后,我和爷爷谈起来,爷爷说:“造孽呀,粮食都损失了,我们可能会挨饿了。”

不久,我们就听说有些地方因虚报产量,而国家又按产量征购粮食,公社干部无法缴足公粮,就把老百姓的口粮缴了公粮,最后连种子也上缴了,弄得老百姓没有饭吃。许多人被迫离乡背井去找出路,我们家里也来了一位安徽的保姆。听这位保姆说,乡下的干部虚报产量,等国家按产量来征收公粮时,他们拿不出来,就挨家挨户去看,把社员的口粮拿走了,最后连用来留种的种子也被他们拿走了,于是有人饿死,她也不得不离开家乡来到北京找工作。

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再加上天灾,全国性的困难时期来到了,这就是三年困难时期。

6   在爷爷刚刚回国的年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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