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一部 11（第1页）

如果你碰巧来到法国和德国交界处的这个小村，又想让自己心碎的话，那么，就开着车驶过蜿蜒的道路，穿过一片片松树林，进入佛日山脉的山麓地带吧。

最后，你会来到一个叫纳茨维勒-斯特鲁托夫的地方。这里以前是纳粹集中营，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从来没能像奥斯维辛或达豪集中营那般，成为旅游指南上介绍悲惨历史的景点。出了松树林，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有个乡间道路的简单指标：一方指向一家当地的酒吧，另一方则是毒气室。对，我没在开玩笑。

曾有数万名囚犯进入这个集中营，但这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几乎没有人听过这里—这个数字所构成的悲痛，在20世纪历史上还达不到大地震级的程度。我想，这是另一个进步的指标吧。

我去那儿的时候是十二岁。当时是暑假，一如往常，比尔和格蕾丝来到巴黎，8月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乔治五世饭店的套房。他们两夫妻都对艺术有兴趣。格蕾丝喜欢古典大师，让人们一走进屋子就晓得这个女人有钱又有品味。而比尔，感谢上帝，则是走在时代前端—半数时间是在时代前端跳舞。他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发现某间新画廊，或是在某个年轻艺术家的画室里闲逛。

格蕾丝对这类事情则是完全没兴趣，老早就禁止他把买来的作品挂在墙上。而比尔会朝我偷偷挤眼睛说，“她说得没错—不管这是什么，都不能称之为艺术。我称之为做慈善—有些人是捐钱给联合劝募协会，我则是支持挨饿的艺术家。”

但在这一切玩笑之下，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多年后，我才明白他拥有专家的眼光，说来奇怪，因为他完全没受过艺术训练，而且他的家族只对化学物质有兴趣。他母亲的娘家，就是杜邦家族。

我们到巴黎的第二个星期，比尔接到一名男子从斯特拉斯堡打来的电话，说手上有一沓波普艺术大师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Rauschenberg）的早期素描，作画时他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海军士兵。次日，我和比尔就带着一个过夜包搭上飞机，让格蕾丝留在巴黎满足她的第二热爱—去爱马仕购物。

于是就这样，比尔买到了那些素描，然后我们星期天在斯特拉斯堡没事做。“我想我们可以去佛日山脉一趟。”他说，“格蕾丝大概会说你年纪还小，但有个地方你该去看看—有时人生似乎很艰难，但看清事情的轻重是很重要的。”

比尔会知道纳茨维勒-斯特鲁托夫集中营，是因为他的父亲曾服役于美国陆军第六军团，在欧洲战役期间担任中校。纳粹亲卫队抛下这个集中营后，比尔的父亲来到这里，他被交派的任务是写一份报告，最后这份报告被呈上纽伦堡审判战犯的法庭。

我不晓得比尔是否阅读过他父亲写的报告，但他毫无困难就找到那条迂回的道路，我们在中午前来到一处停车场。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我们缓缓走进了死亡之屋。

这个集中营被保留当作法国的历史遗迹，因为二次大战期间，有太多法国反抗军成员死在这里。比尔指出那栋昔日的旅馆外屋，后来被德国人改装为一间毒气室，还有一间包括了尸体库和火炉的焚化场。

我这辈子难得牵他的手，那是其中一次。

我们经过了用来公开处决的绞刑架，经过了他们用人体来进行医学实验的那几栋建筑物，然后来到了一号囚犯营，后来改装为博物馆。里头有以前囚犯穿过的旧制服，以及集中营的一些平面图，我们看着看着，两人就走散了。

在后方靠近一排双层床的安静角落里，我似乎更能明确感觉到周围萦绕的鬼魂。就在这儿，我看到墙上陈列的一张照片。事实上，墙上有很多纳粹大屠杀的照片，但这张我始终无法淡忘。那是一张黑白照片，里头是一个矮壮结实的妇人，走在一条宽阔的小路，两旁是高耸的通电铁丝网篱笆。从光线看来，当时是傍晚。而且以那些时代的风格判断，她的穿着像个农妇。

这张照片中刚好没有警卫，没有狗，没有瞭望台（但我确定其实画面外都有），只有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婴儿，另外两个子女紧紧抓着她的裙子。那个母亲隐忍、坚定，支撑着孩子们的小小生命—就像任何母亲一样，尽力帮助他们—陪他们走向毒气室。你几乎能听到那种沉默，嗅到那种恐惧。

我瞪着这张毫无修饰的照片，这一家人和一个母亲无边的爱，同时令我振奋又哀恸。里头有个小小的声音，小孩的声音，一直跟我说着话，我永远都忘不了：我真希望能认识她。然后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是比尔，他来找我了。从他的眼睛，我看得出他哭过了。

他满怀感情地指着那一堆堆囚犯留下的东西，诸如鞋子和梳子之类的小东西。“我以前都不晓得日常的东西这么有力量。”他说。

最后，我们沿着旧日通电铁丝网篱笆间的一条小径，走向出口。走到一半时，他问我：“你看过吉普赛人的那部分吗？”

我摇摇头，没看到。

“他们死去的人口比例，比犹太人还高。”

“我都不晓得。”我说，试着表现得像个大人。

“我以前也不晓得，”他说，“吉普赛人不是称之为‘大屠杀’（theHolocaust）。在他们的语言里，他们有另外一个用词。说是‘大吞灭’（theDevouring）。”

接下来我们一路沉默地走到停车场的车上，当天晚上就飞回巴黎了。出于某种无言的默契，我们从来没跟格蕾丝提过我们那天的行踪。我想我们都知道，她永远也不会了解的。

几个月后，圣诞节前两天的晚上，我在格林威治镇的安静大宅里走下楼梯时，听到格蕾丝生气地抬高嗓门，于是暂停下脚步。“五百万元？”格蕾丝不敢置信地说，“不过，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那是你的钱。”

“一点也没错。”比尔回答。

“会计师说，你把钱捐给匈牙利的一家孤儿院。”她说，“这个我也不懂—你对匈牙利知道些什么？”

“不多。但是很显然，那个国家有很多吉普赛人，那是一家吉普赛孤儿院。”他说，口气还算平静。

她看着他，好像觉得他疯了。“吉普赛人？吉普赛人？！”

然后他们转身，发现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比尔的目光和我交会，他知道我明白了。Porrajmos，这是吉普赛人以他们的罗姆尼语所说的，意思就是“大吞灭”。

圣诞节过后，我进入考菲德学校就读，这个私立高中很虚伪，号称以“训练每个学生具备充分能力，以达成富裕的人生”为荣。

既然付得起贵死人的学费，我想这些学生本来就能达成富裕的人生—你的家族要有六代的富贵，才有办法踏进这个校门。

进入这个学校的第二个星期，在一门加强公开发言技巧—只有考菲德学校才会想到要开这种课—的课堂上，那天抽到的题目是母爱，起初三十分钟，很多同学谈起自己的妈妈对他们的付出，没什么稀奇的，还有个同学提到在法国南部的别墅里所发生的趣事。

然后我的名字被点到，于是我站起来，很紧张，开始说起夏日的松树林和进入山区的那条漫长道路，我试图解释自己看过的这张照片，说我知道那位母亲爱自己的子女胜过世上一切。我说我读过一本忘了是谁写的书，里头有个说法“悲伤浮现”，我对那张照片的感觉就是如此。我正试图归纳这一切时，大家忽然开始笑了，问我吸了大麻还是什么，就连那位年轻的女老师—她自认很体谅他人，其实并不—也叫我坐下，不要再瞎扯，还说我以后如果要竞选公职，最好多考虑一下。大家听了就笑得更大声了。

从此以后，在考菲德学校的五年，我在班上再也没有站起来发过言，无论因此惹来多少麻烦，我都坚持不肯。于是大家开始说我孤僻，我心中有些黑暗的部分，所以我猜想他们说得也没错。他们有多少人过着秘密生活，或者杀的人有我一半多？

不过有件事很奇怪，经过了二十年，历经种种艰难，时光却不曾磨损我对那张照片的记忆，只是令它更鲜明—每天睡觉前，我总会想起那张照片，无论怎么努力，就是没法从我脑海里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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