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一部 10（第1页）

这家全世界最保密的私人银行克雷蒙·瑞雪卢银行，其办公室位于日内瓦金融区的中心地带，就在一栋不起眼的、石灰岩正面的大楼内。虽然没有招牌，但瑞雪卢银行已经在这栋大楼内营业了两百年，其客户包括无数的非洲专制君主、企业罪犯，外加少数纳粹德国重要成员的富有后裔。

瑞雪卢银行的客户，也包括那个希腊家族。在我看来，这家银行是我唯一能往前追查的线索。我必须说服他们，把尼可莱德家族过往五年的交易列表交给我—这些文件将会显示克里斯托是不是俄罗斯人的代理付款人，而如果是的话，还可以进一步查出他们付款给哪些美国人。

当然，我们可以跟法院申请，但瑞雪卢银行会主张，根据瑞士政府的金融保密法，他们不能泄漏客户信息。这点完全没错，就是因为这些法律，让瑞士成为专制君主和罪犯最喜欢的国家。

因此，我假扮成一名代表巴拉圭军方的摩纳哥律师，联系这家银行，然后来到这栋建筑的大理石阶梯前，准备要跟他们讨论一些高度机密的财务事宜。我带着一个公文包，装满了伪造文件，一副好像会带来数亿美元存款的模样，进入了一个充满仿造古董的会议室，等着这家银行的执行董事。

结果这场会面成为我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事件之一，但不是因为克里斯托·尼可莱德，而是因为我学到了一课。这堂课就始自于那扇橡木镶板门打开之时。

公平地说，我的很多工作就像在下水道里划着一艘玻璃底的船，但即使是以这么低的标准，马可斯·布榭也还是很令人难忘。且不管他是日内瓦一座简朴的卡尔文教派主教堂的非神职传道人，就像同行很多人一样，他的胸口以下都泡在一池鲜血和粪便中。他五十来岁，你可以说他的人生打出了全垒打—在日内瓦市郊的科洛尼有一座俯瞰日内瓦湖的庄园，车库里有一辆豪华的宾利汽车—但因为他一开始就从二垒起步，所以这也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他的家族是这个私股银行最大的股东。

他小题大做地表明这个会议室的隔音效果是“美国情报单位的标准”，但却没提到一幅画像的画框上有个隐藏式摄影机，且角度正好可以隔着客户的肩膀，录下他们手上拿的任何文件。我故意捣蛋，挪动了椅子的位置，好让所有摄影机只能看到我公文包的背面。真外行，我心想。

布榭检视着那些伪造文件，大概还一边在计算他可以从这样庞大的金额所收到的管理费，此时我看了手表一眼—差三分钟一点，就快到这家银行的午休时间了。

对尼可莱德家族而言，很不幸的是，当他们把愈来愈多钱存入瑞雪卢银行时，却忘了很重要的一点：布榭唯一的小孩也进入了银行业。年仅二十三岁、涉世未深的这个女儿，是在这一行名声比较好的地方工作—瑞士信贷公司的香港分公司。

我又看了一眼手表—差两分钟一点。我身子前倾，低声告诉布榭：“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任何巴拉圭军方的人。”

他看着我，很困惑，然后大笑，认为这是美式幽默。我跟他保证不是。

我把克里斯托的全名、银行账号告诉他，说我需要他、他家人、他们持股公司过去五年来的银行记录。在我内心最黑暗的角落里，我希望自己这招是正确的，否则我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但眼前已经无法回头了。

布榭站起来，正义的愤慨涨满胸口，咆哮着说，虽然有很多人假冒身份跑来，但他一眼就看得出这些文件是伪造的，只有美国人才会以为瑞士银行家会泄漏这类信息。他走向我，然后我发现，他给了我众多独裁者和谋杀凶手所未曾享有的一项荣耀：他要把我踢出一家瑞士银行。

此时一点了。他暂停，我看到他的目光朝办公桌看了一眼：他的私人手机，放在那些纸张上—他相信这个手机号码只有最亲近的家人才知道—正在震动。我沉默旁观，他偷看一眼来电显示的号码，决定可以稍后再处理，然后转身逼近我，一身愤怒有如盔甲般罩住他。

“现在香港是晚上八点。”我说，坐在椅子上没动，准备好要是他敢碰我，我就打断他的手臂。

“什么？！”他凶巴巴地说，没搞懂。

“在香港，”我说得更慢了，“现在是晚上了。”

我看到他明白我说的话，眼中闪过一丝恐惧。他看着我，脑中冒出一堆他无法回答的问题：我怎么知道那是香港打来的电话？他转身抓起手机。

我一直看着他，心知他不但会听到我说得没错、那是香港打来的电话，而且知道他女儿正努力压抑自己声音中的恐慌，跟他说她眼前有个大麻烦。此时在日内瓦只是午餐时间，但对马可斯·布榭而言，整个世界却愈来愈昏暗。

看起来状况是，两个小时前，他女儿居住的那栋奢华摩天大楼的所有通信忽然报故障—电话、有线电视、Wi-Fi、高速DSL全都不通了。香港电讯公司派了一打人员过来，开始寻找故障来源。其中一个维修小组—三名男子，全都穿着一般的白色连身工作服，脖子上挂着识别证—进入了克莱尔·布榭的公寓。

等到她打电话给她父亲时，她已经看出他们或许不是香港电讯的员工。她的第一个线索就是其中两人完全不会说中文—事实上，他们讲话是美国口音。第二个线索是有关通信设备。虽然她对这些不太懂，但她很确定修网络不必用到一把北约标准9毫米口径的贝瑞塔手枪，上面还套了一个消音器。

她解释状况的时候，我看着她父亲的脸转为惨白的病容。他抬头看着我，表情混合了痛恨与绝望。“你是谁？”他说，小声得几乎听不到。

“从我刚刚在旁边听到的，”我说，“我是全世界唯一可以帮你的人。我运气好，香港电讯公司的老板刚好欠我一个人情—姑且说，我帮他成功标到乌拉圭的一个电话合约吧。”

那一刻，我以为他就要朝我扑过来，所以我准备好必要时要狠狠修理他，同时继续说话。“我很确定，在适当的情况下，我可以打个电话，拜托他请那些技术人员离开。”

布榭设法控制住自己。他看着我，深陷在原先从没想到过的森林深处，面对着一个将会决定他后半生的十字路口。

我看着他一脸挣扎：他宁可放弃一切坚持，也不会抛下女儿不管。他整个人呆掉了，我得帮他做决定。就像我前面说过的，这是可怕的一天。“这么说吧—如果你决定不合作，那些技术人员就得灭了你女儿。请你了解，他们要对你女儿怎么样，不会事先向我报告的。我管不了他们。”

面对一个父亲，我不喜欢用“强暴”这个字眼。他一声不吭，然后脸转向一旁，呕吐在地板上。他用袖子擦擦嘴，然后颤抖地直起身子。“我去拿那些交易记录。”他说，踉跄着往前走。

我听过有人说爱是软弱无力的，但他们错了：爱很强大。在绝大部分人身上，爱能压倒其他一切，比方爱国精神和野心，宗教和教养。而在所有的爱之中—宏大的爱或卑微的爱，高贵的爱或卑鄙的爱—力量最强大的，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是我那天学到的一课，这一点我将永远感激。几年后，在一处叫作“死亡剧场”的废墟深处，这一点将能挽救一切。

布榭朝门走到一半，表明甘愿放弃一切，一心只想设法救出女儿。此时我抓住他的手臂。“慢着！”我说。

他转向我，快哭出来了。“你那些‘技术人员’还在她公寓里，”他吼道，“你以为我会去报警吗？！”

“当然不是，”我说。“你又不是笨蛋。”

“那就让我去拿那些交易记录，老天在上！”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给我假数据，或者另一个客户的数据？不，我们一起去计算机那边。”

他摇头，很恐慌。“不可能。外人不准进去后头的办公室—会被其他员工发现的。”

这点没错，只不过有个例外。“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挑放假前的星期五、下午1点过来？”我说，“现在每个人都去吃中饭了。”我拿起公文包，跟着他走出会议室，看着他用一个加密过的识别卡开了门锁，进入后方的办公区。

我们坐在一台终端机前，他用指纹扫描开启系统，输入一个账号。资料调出来了—好几页克里斯托·尼可莱德的机密银行记录，同时还连到家族里的其他各个账户。几分钟之内，我们就把那些记录全都打印出来。

我看着那些纸页许久，这些账目里包含了太多贪污和死亡。尼可莱德家族的身价有几十亿，或者很接近了。但那些记录也无疑证明克里斯托就是俄罗斯人的代理付款者。不只如此，正如我之前的盼望，那些数据也透露了其他的活动。其中常态性的转账显示，有六个我永远想象不到的我方工作人员，其实也是卖国贼。

其中两个是负责反间谍活动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另外四个是美国驻欧洲的职业外交官—其中一个女人还跟我上过床—而他们所犯的罪，通常只有一种刑罚。我心底期望他们能找个好律师，设法谈认罪条件，把刑罚降到终身监禁。别相信一般的说法—手里掌握着别人的性命，这种滋味真是太可怕了。

所以我把那些数据放进公文包里的时候，并不如原先预料中那么满足。我转向布榭，跟他说两个小时内，我会打电话给香港电讯公司的老板，把那些技术人员撤走。我站起来，考虑到当时的状况，决定不要跟他握手告别了。我一句话都没说就走出去，留下他独自一人—呕吐物弄脏了他的西装，颤抖着手，想搞清楚胸口的心悸只是紧张，还是更严重许多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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