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就职于科罗拉多大学,在看到我们的困境后,他断定我们并不存在什么统计问
题。他指出只有在抽样检查数据时,统计的意义才适用。他说:“看,你并没有
拿公司作样本,你们所做的是一次目的性极强的挑选,最终发现《财富》5 0 0
强中只有11家公司符合你们的标准。当你拿这11家公司与其他1 7家公司相比
时,你们框架中的观点随机出现的可能性理论上为零。”我们还请应用数学家威
廉·P·布里格斯检测了我们的研究方法,他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偶然发现这样
一组11家公司的可能性有多大,它们每一家都要具备你们发现的那些基本特征,
而进行直接对照的公司却并不具备这些。他推断这种概率低于11 700万。实际
上,要偶然发现11家恰巧显示我们寻求的从优秀到卓越模式的公司是根本不可
能的。因此,我们信心十足地认为,我们发现的特征与从优秀到卓越的过渡是紧
密相连的。
问:你为何将研究范围界定在公开上市公司?
答:公开上市的公司有两大研究优势:一个广为认同的对业绩的定义(这使
我们能够严密地挑选一组研究对象)和富余的易获信息。未上市公司的可利用信
息是有限的,这对对照公司而言尤为麻烦。上市公司的好处就在于,我们无需它
们的合作便可获得信息。无论它们喜欢与否,有关这些的大量信息都已是公开记
录。
问:你为何将研究局限在美国公司呢?
答:我们认为严格挑选本身,要比将国际性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所带来的好处
更为重要。把各个公司在美国股市以外的股票收益信息排除在外,可能会削弱我
们选拔过程的连贯性。但是对照研究消除了不同情况下的“噪音”(相似的公司、
产业、规模、历史等等),增强了我们对研究结果的本质的信心。这种信心决不
是一组地域上多样化的研究对象所能带来的。然而我认为我们的发现会跨越地理
上的界限,证明是普遍适用的。
我们研究的公司有许多是全球性企业,无论它们在哪里做生意,同样的理念
都是适用的。况且我相信对于我们的研究发现,如第5级经理人和飞轮模式,美
国人比其他文化背景中的人更难于接受。
问:为什么在研究对象组中没有高科技公司?
答:大多数科技公司未被纳入考虑之中,因为它们历史不够持久,不足以显
示从优秀到卓越的模式。我们要求公司至少应有3 0年的历史才值得考虑(1 5
年的优秀业绩之后,有1 5年的卓越表现)。那些确有3 0年历史的科技公司中,
没有一个显示出我们寻求的从优秀到卓越的特殊模式。例如英特尔公司一直都是
卓越的,没有一段时间是表现平平的。倘若在1 0年或2 0年之后再进行这样一
项研究,我完全有理由指望名单上会出现高科技公司。
问:《从优秀到卓越》这本书如何适用于已经非常卓越的公司?
答:我建议他们运用《从优秀到卓越》和《基业长青》这两本书,更好地去
理解它们杰出的原因,那样它们才能保持不做错事。正如我最敬仰的斯坦福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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