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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上（第1页）

汉代贾谊曾言：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与选左右。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夫开于道术，知义之指，则教化之功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也，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故而，皇子保傅选择尤其重要，《魏书李彪传》言：光武帝亲自教导太子王孙学习。左右劝说：今诚宜准立师傅以训导太子，训导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皇室庆，皇室庆则人幸甚矣。

晋朝《陈保傅太孙疏》就对保傅选人用人提出了要求：忠贞清正，老而不衰，乃苦寒之士。寒门笃行，学问素士，更履险易，节义足称。反对以盛戚豪门子弟为皇子保傅，诸如吴太妃及贾郭之党，生而富溢，无念修己，率多轻薄浮华，相驱放纵，皆非补益于吾少主者也。

于秦之亡，李彪传以为：夫皇天，辅德者也，岂私周而疏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祸福之途异耳。

而于皇子的教育，保傅以道德律法为主。最富盛名的保傅是周公，自春秋以降皆视为圣人，为保傅以及太子师的典范。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敬德保民的思想，《泰誓》有记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心随民心转移。包含两点：王室子弟需明察贤佞，用贤近贤；去奸除奸；王室要谨言慎行，以国事重，修身养德。《康诰》言：显考文王，克明德填罚，不敢侮鳏寡。庸庸袛袛，威灭显民，用肇造我区夏。

周公为太师，于周室子弟说：我不敢安于天命，周室后裔如不能兢兢业业于天，又不能勤勉力事于民，最终必然毁家亡国。劝谏康叔不要贪图安逸和玩乐，用心国事，并以自己的事例为例谓伯禽：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贤人。对于不体恤庄稼的周王室后人，说: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魏书李彪传》有言：亡之与兴，其道在于师傅。师傅之损益，可得而知。益者，周公辅成王，教以孝仁礼义，逐去邪人，不使见恶人，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为卫翼。卫翼良，成王正，周道之所以长久也。

在道德律法知识经验之外，对皇子皇孙还必须授予官人之法，是统治术的教育，而对皇帝嫡子嫡孙，这些教育更为重要。官人之法因时代而异，因时期而有所区别。战国秦，自孝公始，以法家霸道为基准，宗室教学就以法家为主。而汉初视黄老之术为帝王南面之术，奉无为而治为准，故而宗室教学以黄老之学为主。但景帝好黄老而为太子刘彻选侍从辅弼之臣都是儒生，以卫绾为太子太傅，卫绾迁御史大夫后以王臧为太子太傅，卫绾和王臧都是当时著名儒者。卫绾和王臧教授刘彻以儒家“礼治”“德治”，为继承严苛秦制而来的汉制以礼仪和道德。刘彻上位后以保傅卫绾为丞相，卫绾上奏疏言朝廷举贤良参差不齐，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等依靠此捷径进入中枢以扰乱朝政纲常为务，建议皇帝罢黜此道不用，皇帝批准。自此，以德治国渐渐取代汉初秦制黄老之法而开始以德治国，汉武帝设五经博士，立明堂，开太学，推行以孝廉贤良为主的选士制度，尊孔等。周公主导的官人之法有三点：知人有方；任人为贤；擢进德士。

在隋室以前，文化知识以诗、书、礼、乐、春秋为载体，同时是道德教化的载体。此时之人认为皇子皇孙如能熟读经书则不仅可以丰富文化知识，还能使道德修养提升。或称《春秋》，而为之从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教之以《礼》，使知上下之则。或为之称《诗》，而广道显德，以驯明其志。教之以《乐》，以疏其秽，而填其浮气；教之语，而使明于上世，而知先王之务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兴废者，而戒惧焉；教之任术，使能纪万官之职任，而知治化之仪。教之训典，使知族类疏戚，而隐比驯焉。此所谓学太子以圣人之德者也。

唐承此制，故而，承乾及诸皇子教学大体是这些。

以承乾及诸皇子的年岁，还可接触到诸如周宣王时识字的《史籀篇》，秦代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长作《元尚篇》;杨雄续写《仓颉》，取名《训纂篇》;贾鲂作《滂喜篇》;蔡邕作《劝学篇》等。其中，以《急就篇》流传最广。

魏晋以降有束皙作的《发蒙记》，顾恺之作《启蒙记》，周兴嗣作《千字文》，及《杂字指》、《俗语难字》、《杂字要》等。

承乾及皇子们年幼识字主要使用的有《急就篇》、《开蒙要训》、《千字文》等;另一类是当时新编写的:有抄写名言谚语，识字粗通文化为主的，《太公家训》等;以典故编韵，供识字和初涉历史的《兔园策》等;供讽诵之用的诗文抄写本《文场秀句》;供临时查字以及常识的有《杂抄》以及《俗务要名林》等;以及供皇子皇孙们描摹和写字的书册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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