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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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并没有使我的朋友们懂得自力更生的美妙之处。不久，就我洗衣服的技术而论我成为浆洗专家了，而且我所洗的东西决不亚于洗衣店。我的领子平挺和光亮的程度并不比别人差。

戈克利到南非的时候，带了一条披肩，是摩诃窦·戈温德·兰纳德送的礼物。他很珍爱这件纪念品，保存得极为细心，只在特别场合才使用。有一次，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侨民举行宴会欢迎他，可是他那条围巾太皱了，需要熨平。当时要送到洗衣店去熨已不可能及时取回，所以我便毛遂自荐，要显显身手。

“你当律师的才能，我是信得过的，但是我不相信你也有洗衣匠的才能，”戈克利说道：“你要熨坏了怎么办？你知道这条围巾对我的意义吗？”

于是他以非常高兴的心情叙述了这件礼物的故事。我还是坚持要给他熨，保证质量不差，经他许可以后，我把那条围巾熨好了，并且赢得了他的赏识。自此以后，即使全世界其余的人都不赏识，我也不在乎了。

当我从对洗衣匠的依赖中解放了自己的时候，我还以同样的方法抛弃了对理发师的依赖。凡是到过英国的人，至少都学会了刮胡子的本事，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学会自己理发。这种本事，我也得学。我在比勒托里亚的时候，有一次到一个英国理发馆那里去理发。他轻蔑地拒绝为我理发。我当然觉得伤心，但是立即头了一把剪子，对着镜子剪自己的头发。额前的头发我总算剪得还不错，脑后的却剪糟了。法院里的朋友们看见了，简直笑坏了。

“你的头发怎么啦，甘地？老鼠啃了吗？”

“不是的，白种人理发师不屑碰我的黑发。”我说道：“因此我宁肯自己剪，不管剪得多么坏。”

这个回答并不使朋友们惊讶。

其实，那个理发师不给我理发也无可厚非。如果他替黑人理发，他就会随时失掉主顾。我们也不准许我们的理发匠给我们的不可接触者弟兄理发。我在南非得到了这种报应已经不止一次，而是好多次了。我认为这是罪有应得的，因此也就不生气了。

我追求自力更生和简单朴素的热情所表现的极端形式，将在适当的地方另行描述。这个种子早就撒下了，只要浇水就可以使它萌芽、开花和结果，而浇水的工作后来也做了。

第十章　波耳战争

我得把1897至1899年间许多别的经历从略，直接来谈一谈波耳战争。

战争宣布的时候，我个人是完全同情波耳人的，不过当时我以为对这件事情自己还没有权利来执行个人的信念。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就这个问题详尽地说明了内心的斗争，这里无需赘述。凡是好奇的人，我请他去翻一翻那几页。别的不用说，正是我对于不列颠统治的忠心驱使我在战争中参加了英国人这一边。我觉得如果我要求具有一个英国公民应有的权利，那么我也就有责任参加保卫不列颠帝国。当时我以为印度只有在不列颠帝国并且通过它才能获得完全的解放。所以我募集了尽可能多的同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们作为一个救护队的投效被接受。

一般英国人都以为印度人是胆怯的，不敢冒险的，除了眼前的私利之外，看不到更远大的东西。所以有很多英国朋友对我的计划泼冷水。但是布斯医师却加以全力的支持。他训练我们做救护队的工作。我们取得了适合于作医务工作的证件。劳顿先生和已故艾斯坎比先生都热情地支持这个计划，我们终于申请到前线去工作。政府感激地接受我们的申请，但是又说当时并不需要我们服役。

然而对于这个拒绝我是不甘罢休的。通过布斯医师的介绍，我拜访了纳塔耳的主教。我们队里有很多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主教很称道我的建议，答应帮助我们获准服役。

时机对我们也很有利。波耳人表现了比人们所预料的还要厉害、坚决而勇敢；我们的服役终于用得着了。

我们的救护队有1，100多人，有将近40个队长；有300左右人是自由印度人，其余的都是契约工人。布斯医师也和我们在一起。救护队表现得很好。我们的工作虽然是在火线以外，虽然还有红十字会的保护，在紧急的时候，我们也被派上火线去工作。这种保留并不是出于我们的要求，而是当局不愿意我们处于炮火射程之内。然而在斯比昂·柯柏败退以后，形势变了，布勒将军函告我们说，我们虽然不必冒险，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到战地去救护伤兵，政府将会感激不尽。我们毫不迟疑，所以我们在斯比昂·柯柏的活动使我们处于火线之内。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每天行军20到25英里，还用担架抬着伤兵。在这些伤兵当中，我们有幸救护过象伍盖特将军这样的军人。

救护队工作六个星期以后，便宣布解散了。自从在斯比昂·柯柏和瓦尔克朗茨被击败以后，英军总司令放弃了主力攻取列第史密斯和其他地方的企图，决定发兵渐进，以待英国和印度援军的到来。

我们微不足道的工作当时得到很大的赞扬，而印度人的名誉也提高了。报纸上发表了赞扬我们的诗歌，说“我们终究是帝国的儿女”。

布勒将军在他的报告中以感激的口吻提到救护队的工作，而队长们也都荣获了作战勋章。

这时印度侨团已经组织得更加完善了。我和印度契约工人有了更密切的接触。他们已经有了更高的觉悟，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泰米尔人、古遮拉特人和信德人都是印度人、都是同一个祖国的儿女，这种感情在他们中间已经根深蒂固了。大家都相信，印度人的疾苦现在肯定可从解脱了。当时白种人的态度似乎有了明显的转变。战争期间，和白种人的关系最好不过了。我们接触了成千成万的士兵，他们对我们很友好，对于我们到那里为他们服务是感激的。

我不禁要记述一下，在回忆人性经受考验时所表现的英勇气概多么甜蜜。我们正向齐弗里兵营进发，那里罗伯滋勋爵的儿子罗伯滋中尉受了重伤，亟待救护。我们的救护队有幸把他从战地上救下来，那一天天气酷热——正是我们行军的日子。大家都很渴。路上有一条小溪可以解渴，但是谁先去喝呢？我们的意见是，等士兵们喝完了，我们再去喝。可是他们不愿意抢先，一定要我们先去，于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谦让持续了好一阵。

第十一章　卫生改革和饥荒救济

要我甘心做一个不起作用的政治团体的会员，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一向厌恶隐瞒或漠视侨团的缺点，也不愿意不消除它的瑕疵而要求各种权利。所以我在纳塔耳定居下来以后，就一直致力于清除人们对于侨团的指责，虽然这些指责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这种指责往往是说印度人的习惯很邋遢，屋里屋外总是不干净。因此侨团里的主要人物已开始把他们的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但是挨家挨户的检查却是在杜尔班即将发生鼠疫的报告公布以后才进行的。这是和城里的神甫们商量并且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以后进行的，他们本来也希望和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使他们的工作更加顺利，同时也减轻了我们的困难。因为城里一旦发生了传染病，当局者照例总是沉不住气，采取过分的措施，以高压手段招致人们不快。侨团因为自动采取了卫生措施而避免了这种压力。

然而我却得到了一些痛苦的经验。我明白，我不能象我指望侨团本身争取权利那样，轻易地指望它完成自己的责任。在有些地方我受到了侮辱，在别的地方则又遇到了客气的轻蔑。要人们保持环境卫生，这对他们太麻烦了。要指望他们出钱做这件事，更是不可能。这些经验更好地教导了我：没有无限的耐性，要人们做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迫切需要改革的，是改革者自己，而不是社会，社会所能给与他们的，不是别的，而是比反对、厌恶、甚至残酷的迫害好不了多少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不能把改革者象珍视生命一样所珍视的东西看成是一种退步现象呢？

不过这次鼓动的结果却是：印度侨团多少懂得了保持他们的屋里屋外清洁的必要性了。我受到了当局的敬重。他们明白，我虽然好为他们打抱不平，竭力为他们争取权利，我还是积极对待并坚持自我纯净的修养的。

然而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唤醒印度侨民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印度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印度侨民到南非来寻找财富，当他们的同胞处境困苦的时候，他应该贡献一部分收入给他们。这一点在1897年和1899年的可怕的饥荒年头里，他们做到了。他们捐献了不少钱救济饥荒，1899年的捐献比1897年还要多。我们也呼吁英国人捐默，他们很好地响应了。就连印度契约工人也捐了钱，而这两次饥荒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一直继续下来，我们知道，一到印度遇有民族灾难的时候，南非的印度侨民总有一大笔捐款。

南非的印度侨民所提供的服务，就这样在每一个阶段对我显示了真理的新含义。真理象一棵大树，你越是培植，他所结的果子就越多。在真理的矿藏之中，越是追寻得深，发掘的宝藏就越富，这就显示了为人服务所开辟的越来越多的多种多样的形式。

第十二章　返回印度

我的战时责任一解除，我就感到我要做的工作不再是在南非，而是在印度了。这并不是说在南非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好干了，而是我担心我的主要事业可能只是为了赚钱。

国内的朋友也催我回去，而我也感觉我应该回印度去多做一些工作。至于南非的工作，当然有可汗先生和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可以承担。于是我便要求我的同事们解除我的工作。经过极大的困难以后，我的要求算是有条件地被接受了，条件是：如果一年之内，侨团需要我的话，我就得准备再回到南非来。我想这是一个困难的条件，但是我对于侨团的热爱使我接受了它。

真主以爱的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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