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下班的晚上,我会坐巴士到她工厂门口和她碰头。太阳下山后,东莞活了起来;一整天令人厌烦的热气蒸腾而去,下班的年轻工人涌向暗黑的街道——他们就在我的眼前变形,从兢兢业业的工人再次变回热情的少年。敏和我绕着她的工厂走几个街口,然后挑一家便宜馆子吃晚饭。她经常点一个荤菜,一个炒素,一条两人份的鱼——总是无可避免的全是骨头;如果我们碰头的那天临近发薪日,她会坚持由她买单。敏吃饭的样子像是从没吃过好东西。我吃完了很久之后,她还能从盘子里挑出东西来,就像挑剔的老饕,从丁点儿碎末渣渣里提炼出美味。
有一次她表哥在,他带我们去吃麦当劳。敏盯着她的巨无霸看了很久,头低到桌面直到汉堡和视线持平,然后一层一层地吃掉——面包、西红柿、生菜,牛肉。她从没来过麦当劳。有次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给她两个小相框,我得演示给她看,怎么样打开后盖插进照片。有次她还问我什么是股票。她对国家大事完全没兴趣。有一次和她两个年长的同事吃晚饭,话题转到了70年代毛泽东时代他们的成长经历。
“我们永远都在挨饿,”一个男人回忆道。“一直到80年代才不饿了。”
“现在的毛主席是谁?”敏突然问道。“我都不知道。”
“胡锦涛,”一个男人说。
好像有点印象。“所以不再是江泽民啦?”她说。
我说不是,江泽民已经退休了,胡锦涛接班。
“哦。我以为江泽民去世了。”然后她说,“这些人离我很远。”
她自己的生活挤开了一切;几乎每次碰到敏,她都会有新的事情跟我说。有时候感觉好像自然世界的法则跟她毫不相关,因为她只用想那么一下——跳槽,跟男朋友分手——这事儿就能成。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她见面,她可能会忘了告诉我她刚跳槽或者涨了薪水,因为在她的意识里,事情已经过去了。她很少会停下来盘算她离家之后做了些什么,在东莞这很普遍。也许大家担心如果他们停下来往回看的时间太长,会失去前进的勇气。
我第一篇写敏的报道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之后,一天晚上,我们在她工厂附近的一家糕点店碰头,我给她带了一份报道的翻译稿。她看的时候都没碰一下蛋糕和冰豆沙。看到第三页,她咯咯笑起来——“你记得好清楚,”她说——看到第四页又说了一遍。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翻过最后一页,看着我。“没了?”
“没了,”我说。
“还想再看呢,”她说。
“还会有更多的。”
“真的?”她说。“你在写吗?”
“是你在生活,”我说。“事情正发生着呢。”她以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似乎不能确定我是不是在跟她开玩笑。
她又读了那篇文章好几次,后来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看看我过去的样子,她写到,我发现我真的变了。
有一件事敏没有忘,就是流水线上的日子有多艰难。在工厂的世界里,大家几乎怀旧一般地谈起过去流水线上的生活,那些日子无忧无虑,没有责任。但敏不会。“没有什么比当个普通工人更难的了,”我经常听她这样说。她从没有忘记她从哪里来。这是她身上我最喜欢的一点。
2004年4月,敏领到了新工作头半个月工资,但是她没有把钱寄回家。她去商场买了一件合身的黑色衬衣和一条白色的紧身七分裤。她答应过老朋友要去看她们,而拜访老朋友要穿新衣服。第二天早上八点,敏和我坐巴士去东莞很远的一个地方,敏离家后第一年在那里工作过。巴士上坐满了周末外出的打工族。年轻的姑娘们两两坐在一起,身着盛装——白衬衣,干净的牛仔裤,顺滑的马尾辫——没座位的乘客也快乐地站在过道里排成蜿蜒的队伍,随着巴士踉跄前行。几个晕车的姑娘紧紧抓住栏杆,低着头两眼紧闭,仿佛要把难过劲儿挤出去。
一路上两个小时敏一直在说话。她希望能说服朋友跳槽,就像她自己一样。每经过一个地方她都会做一番评价。
樟木头:“他们管这里叫小香港。这里很豪华。我来过很多次找工作,但是找不到。”
清溪:“这里有很多做电脑的工厂,但是你得要有技术才能进去。”
凤岗:“这里没有我现在的地方发达,是吧?”
对我来说,每个镇看起来都一样。工地,餐馆。工厂,工厂,工厂,大门的金属栅格像网一样闭合着。敏看这座城市的眼光完全不一样:每个镇都意味着一份比她眼下的工作更合意的机会。敏所有的那些追寻更好生活的巴士之旅,勾画出她心中的东莞地图。
敏的朋友在高架底下等我们,正朝着相反的方向焦急地张望。梁容身材高挑,脸蛋漂亮。黄娇娥矮矮胖胖,眼睛很亮,脸蛋带着软软的婴儿肥。她们两个都比敏大一岁。三个姑娘拉着手尖叫,跳上跳下,好像竞赛节目选手刚刚赢了大奖。
“哇!你瘦了!”
“你长高了!”
“你剪头发了!”
“这身衣服是我刚买的,”敏迫不及待地说。“好看吗?”她的朋友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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