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上电视了。但不是我梦想的方式。我接受过一些善良人们的好意,我在舞台上向他们鞠躬,表达我内心的感激。这是慈善组织举办的一个大型晚会。我站到舞台上,不是因为我的出色,而是因为我遭人怜悯。我懂得感激,我又觉得羞愧。我无法一一回报,但如果我还有时间,我愿我能够给需要的人带来生的希望。
又到了春天,我不知道哪一片绿叶会属于我。
大年初六,我到宏雅家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红棉衣,像一束火苗燃烧在冬日的阳光里,生动鲜活。这扑面而来的勃勃生机与时刻觊觎着的死亡的阴冷,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刺得人心里发痛。
在偏僻简陋的小镇上,她快乐地走着,不时用甜甜的嗓音和街上的叔叔伯伯阿姨们打着招呼。在一个胖胖的孩子面前,她停下来,抱起孩子,把吻印在孩子红红的脸蛋上。这个女孩和所有幸福的美丽女孩没什么两样。一样的爱笑,一样的爱美,我看到她的嘴唇上涂着淡淡的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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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雅的微笑(6)
告别出来,她父亲和我站在巷子口说着话,帽子拿在手上,一头银白的头发,腰微微有些弓。宏雅站在巷子另一端的自家门口,远远地望着我们。阳光从巷子口斜斜地照下来,照在她的脸上。看到我在看她,她又甜甜地笑起来,朝我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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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边上(1)
三轮车不见了。妈妈狠心地打我,我哭着。好多人围着看。
妈妈心疼我,可她还是打我。我哭着,不是因为被打疼了,而是害怕。没了三轮车,就收不起来破烂了。妈妈也哭,一边哭,一边打我。
“民工潮”是上世纪末直到今天中国大地上涌动着的独特景观。在南京,外来打工者就有一百万人。对外来打工者而言,现实的困窘,他们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而未来的希望,则是他们在一个城市逗留的理由,对许多身为父母的民工而言,希望不仅在于自己的未来,更在于孩子的未来。
而在城市边缘贫困的生活境况中成长的孩子,磨难教给他们的知识使他们远离都市孩子的通病:懒散、自私、挥霍等,他们的许多品质,让我们有理由认为:未来的他们完全能够成为我们城市的骄傲。
5月24日,建邺区。河南村民工子弟学校。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晨晨。晨晨爱笑,开朗、活泼——也害羞。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所想了解的,晨晨都说了。晨晨骑车回家。在学校门口——河南大街上,晨晨跟我挥手说再见。河南大街是一条满是灰尘的狭窄小道,小道旁的这所学校只是两排破旧的老屋,从幼儿园到初三,有数百名孩子在这里学习和生活,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父母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
晨晨家住在清凉门大街旁的一间阴暗的小屋。我见到李晨晨的父亲李明华时,这位中年汉子正在拾掇门前蒸包子的蒸笼。李明华憨憨地笑着。他49岁,1969年12月从南京白下区大光路181号随父母下放到江苏灌云县穆圩公社。1977年到灌云饭店当了一名厨师,1992年下岗。下岗后就来了南京,踩三轮。他在灌云没有房子,也没有田地,现在的他,一家三口租住在南京清凉门大街大庄102号,一间16平方米的小屋。他说,我下放30年,一把年纪,户口无所谓了,可是这户口害了晨晨。
让我们回到1999年。1999年的9月。
晨晨11岁。
9月1日,9月2日,9月3日。
我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爸爸喊我我不理他,妈妈喊我,我也不理她。
爸爸说让我到南京来上学的,现在,又说上不起。如果在灌云,我应该读四年级了。
我坐在门口看别的小孩背着书包上学、放学。
妈妈说,跟我收破烂去。我只好跟她去。我不能天天在门口坐着。
妈妈说,借读费交不起,算啦。她在前面踩着三轮车,我跟在后面,挨家挨户地,收旧报纸、酒瓶。我能帮她称,帮她算钱。
爸爸什么话也不说,天天一早就出去踩三轮车,送货。
天黑了,我坐在门口等爸爸,可是爸爸喊我,我又不答应。
爸爸问我:“还是想上学?”
我点点头,眼泪掉下来。
爸爸用手压压他三轮车的轮胎,擦擦灰,整整车厢。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9月就要过去了。再也没有人提上学的事。
洪武路天桥边有一块工地,妈妈把三轮车停在空地上,上楼去收啤酒瓶,让我看车。
妈妈老不下来。几个跟我差不多大的,放学回来的孩子在马路对面,我凑过去,去看他们玩。我天天跟妈妈收破烂,没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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