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4部分（第1页）

到了1962年，由于人为和自然的双重灾害，已经十分明显，无法再硬撑下去。国民经济开始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策。*为了贯彻这“八字方针”，调整教育事业，一方面裁并五八年以后新办的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一方面精简教职人员，开始更大规模地“下放”人员。各地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了业，“光荣支援农业第一线”去了。当时划了一条所谓“五八线”，即各个单位凡是1958年以后从社会上吸收进来的工作人员，不论正式工或临时工，一律“下放”。

我所在学校，一位学校教导，还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被“下放”了。另一位县级干部的妻子，已是正式教师，也“下放”了。两位跟我一样的“试用教师”，早就不声不响地走了。

我想，这次再也不能幸免。果然，校长最后一位通知我：“你被批准‘下放’了。”一下子我象进入阴森的时空隧道，身不由已地在空中飞快地旋转着。往日失业，苦闷，空虚，无聊，颓唐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现，我无力地跌落下去，像是堕入无底深渊，怎么也到不了底&；#8226；&；#8226；&；#8226；&；#8226；&；#8226；&；#8226；

为了活命，为了不重蹈复辙，我不再文质彬彬去乞讨别人的善心了。我发疯似地跟校长吵了起来，提出一个个疑问：我没有申请，哪来的批准？我要是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就落不到“五八线”，难道多读三年书反而有害？读师范的出来工作属“国家分配”，读“普高”的属“社会吸收”，就要被“下放”，可当年“中考”录取，还是成绩好的上“普高”，这也有错吗？

校长苦笑着说，他本人无能为力，这是上级的规定，他自己的爱人也被“下放”了。

我坚持不肯盖章领取“下放金”，把三个问题又掷给上一级领导，才愤愤地回家。（待续）

九、人生岔道——徘徊选择（2）

我又象一个流浪儿感到无依无靠，茫茫天地，不知何处是归宿。周围的几个人都被“下放”了，我孤立无援，感到绝望极了。又是整天无所事事地在家静呆闲坐，毫无目标地瞎逛。

转眼到了八月底，一天校长突然到家里来，通知我赶快去学校，准备开学上课，就是说我被留住了。绝路逢生，我若痴苦狂，生活又变得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原来并非我的强硬态度使上级改变了主意，而是内部另有一条“留强弃弱”的政策。我当小学教师虽说是初出茅庐，前后也就两年时间，但在教学上已有一定的独创。县教师进修学校曾派人多次听我讲课，反映良好。学区领导听取他们的建议，把我留住了。我是当时全学区被留下的三位特殊教师中的一个。

就这样我保住了一个不大情愿干的工作，仅仅为了每月二十八元薪金和较为安定的生活，在当年的“困难时期”只能买到二十八个“高价饼”和被人瞧不起。我仍然感到欣慰，在生存搏斗中我再一次取得胜利，也是第一次发现一个人的才能，毕竟比所谓“政治红”更有用，更会受到别人的欢迎。

几乎是同时，我又接到团县委关于恢复我的团籍的通知。真可谓福星高照，双喜临门。四年来我为“开除团籍”的事，一再向上级申诉，都毫无结果。直到1962年春，政府开始对“右派”分子进行“甑别”，我又一次投书申诉，上级才着手讨论我的问题。团县委负责人在“甑别”后，对我本人表示道歉，肯定我当初“鸣放”的内容并非全是错的，“只因为说得太早”　，承认当年对我的处分违反了团章的规定。

我如获新生，以为是平生不可言喻的一件喜事，对前程又充满了无限希望，以为光明将垂手可得。

然而不久我便感到若有所失，心灵上蒙受四年摧残，这种苦痛不是一下就能消除，沉重的思想包袱，已把我正在发育健壮的脊梁骨，压成老年人的驼背，尤其是我的理想和前途也跟着被开除，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由此失去的一切和付出的代价已是无法追回，无能偿还了。除了感叹痛惜，一无所有。

当然，能“甑别”比不“甑别”好。在当时，一个人如果没有在政治上洗涮污点，扫清道路，任何事情都难于办到，连在社会上立足做人都有困难。此时我的理想也跟着复活了。

我的眼睛又盯上大学之门。我还是不想做一个服输的人，只要政治上能过关，学科考试成绩完全可以凭借个人的努力去达到。只要不超过三十岁限定的考生年龄，我绝不放弃考大学，进大学仍是我当时唯一的理想。

1962年10月，我开始重整旗鼓，准备参加第二年的“高考”。白天我到学校去教书，备课，批改学生作业，当一名教师。晚上我在家里复习功课，做习题，当一名学生。那一年的功课大多是生疏的，我的旧课本已不适用，只好向应届高中生借，把新内容抄下来，一门“解析几何”以前从没有学过，就靠自学掌握它，俄语课本是新版本，许多单词必须从头识记，政治课本更是年年都在变。

我把一切时间全都用上，没有娱乐，没有休息。我的身体消瘦许多，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我终于把各门功课，都复习到孰记在心的程度，满有把握地站到起跑线上，又一次等待参加“高考”竞赛。（待续）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九、人生岔道——徘徊选择（3）

1963年春，由于我的出色教学，在学区里已小有名气，上级把我调到一间规模较大的东街小学里任教。但五月份“高考”报名一开始，我还是按计划到县文教科提出参加“高考”的申请。

不料，人事股长节外生枝，对我说：“你是在职人员，想考大学必须先申请退职。以后大学录取与否均与我们无关。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这句话的含义十分明白，一旦“落取”等于又是失业。好容易才保住工作，怎能轻易放弃？

我一下呆住了，张口结舌，不知该怎么办，仿佛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命运的悬崖边，前头既有光辉灿烂的理想在不停地召唤，也有充满失业困苦的深渊又要吞噬我。这一步跨出去，可能过去，也可能失落。“考”与“不考”在激烈地争斗。

可如果我不报考，将一辈子当个默默无闻的教师，我的专长将付之东流，理想永远得不到实现。而如果我去报考，就要冒极大的风险，只要一离开就甭想再找到工作，那时光本街区就有二百多位待业青年，我绝不能再回到过去的日子，那种生活我一想起就害怕。

我痛苦极了，在人事股长面前楞了好久好久。一年来我克服了重重学习难关，却没有想到还有人为和生活的难关。我颓然地低下头，犹豫再三，不敢跨越悬崖朝前迈，悻悻地回头选择了平坦的路，为的是能生存下去。就这样，人事股长一句话竟然左右了我的决定和命运。

事后我痛哭一场，恨自己太软弱，恨自己没有奋力抗争就白白牺牲掉自己的理想和一年来的心血。我后悔极了，我把活下去看得比追求理想还重要。

我只能继续留在小学里教书。后来想，不妨在教学工作上拼一拼，争取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发表几篇文章，得到上级的认可，兴许会有机会被送去读大学的。我始终没有把考大学的念头给抛弃了。我开始阅读大量教育教学书刊，搜集相关资料，我的桌上堆放着各种“教育学”、“心理学”。我写下不少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也给《福建教育》投过几次稿。

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仍深深感到自身的先天不足，我的个性、才智一点不适于干教育工作。我办事一向以速度快，效率高，准确无误见称。我不喜欢停在一个地方，反复做同一件事，说同样的话，我更愿意不断更新向前，而教育学生却需要的是要有耐心和善于鼓励，有时还必须让步和妥协。我总是太急躁，太认真了，欲速而不达，又不善掩饰自己，常常无辜伤了学生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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