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校长的动员令给搅了。
生管主任不得不站起来吹哨子、喊“安静”。校长的话又渐渐清晰起来,“……这次我们到福州几间中学去参观,他们那里开展得很好,学校里到处贴满大字报,连教室走廓的柱子上都是。写的内容也很深刻,很大胆。我这里抄了几条念给大家听听:‘共产党实行*’,‘肃反运动杀人如麻’,‘×××是秦始皇再世’,还有‘共产党万“税” ’,税收的税……”
这下新鲜了,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校长似乎很满意他这些材料产生的威力,继续说道:“大家不用怕,现在不是要再来一次捉‘右派’。同样一句话,我们同学说的跟右派分子讲的有本质的差别。大家不要有思想顾虑,要踊跃参加运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决不允许‘只顾读书,不问政治’的现象存在,尤其是高三毕业班的同学,在个人鉴定上都要加上一条:是不是积极参加‘大鸣大放大辩论’的运动……”
校长的动员令一结束,团委书记立即站起来挥动着手臂喊道:“共青团员们!进步的青年们!行动起来吧!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勇敢地站到运动的前列,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心里的话‘放’出来,来一个比先进比干劲的竞赛,具体的行动就是看哪一位同学写的大字报最多、最尖锐……”他这种激发别人去冲锋陷阵的演说,直囔到声嘶力竭为止。
同学们都佩服他不愧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鼓动家,尤其善于每次校长做完报告,来一个最早的贯彻和响应,使校长的话变得更有份量。可是大家已被热气蒸得头昏脑胀,巴不得早点离开,一时都毫无反映,焦急地等待着。直到听见“散会”的口令,几百号人立即高举着椅子,争先恐后向门口涌去,把一个竹架做的门框挤得喀吱喀吱直响。大家心里明白,只有冲过这道“关卡”;才有舒畅和凉快,怪不得都互不相让。
走出草房,人群四散开去,当时大家认为这仅仅是一次学校召开的会议而已,许多人没有想到这是一场政治运动的开始。我更是没有料到会由此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待续)
二、人生转折——一场运动(3)
“动员令”后的第三天,我走进学校,一眼看见传达室门前围着一圈人,那里贴着一张大字报“行动起来,跟官僚主义作斗争!” ,署名黄蜂,没有标明年段班级。我看了一眼就往里走,感到校园里象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同学们都无心学习,钟声也显得有气没力,预备钟早响过,走廊上仍是一堆堆人群在交头接耳,一些人急急忙忙从我身边走过,连打个招呼都没有。我奇怪地顺着大家的方向看去,校长办公室前面站着一大群同学,原来大字报已经上场。
我快步进入教室,没料到事情发展得这么快。教室里那种埋头钻研习题,高声朗读课文的场面不见了。团支书和宣委正在墙上钉一张登记表:“比一比,谁写的大字报最多”。他们俩人已各自写了一张。同桌的小东也正在写一篇题为“学校不关心同学的健康”大字报,看到我竟说:“这个题目是我想出来的,你可不能再写了。”我有点着急,一向充满优越感的我顿时产生出一种落伍了的感觉,好象在赛跑场上被人摔得远远的。可要怎么写,写什么,自己还没有想过。
我决定先看看同学的大字报,就赶紧朝校长办公室跑去。那里大字报贴了整整一堵墙,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只留着中间的那个窗户。花花绿绿,每一张的标题都用彩色颜料画过,有的还加上花边,配上简单的画,十分引人注目。内容有提到“农村统购统销是变相剥削”,“××干部作风不正”,以及关于党的其它政策及社会主义制度等问题。
当时我没能看出这是学校组织一些人特意出版的,是“诱蛇出洞”的第一步。我认为“作业”既然布置下来,就不能不做。我一向听老师的话,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嘛!我把校长看成是党的化身,象小时候相信上帝那样崇拜他。我又秉性忠诚老实,从不怀疑组织上叫我干的事。班主任已正式通知停课三天,让大家专心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一些同学也手握钢笔在凝神思考,象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那么认真。
也可能我当时“悟性”太高了,才积极响应,并决心要在这次运动中干出点成绩来,不辜负团委书记的期望,回到座位便开始苦思冥想,很快草就一篇。我反复从文章的主题,编章结构,语言修辞等方面一一修改,认为可以了,才放心地领回纸张。可是写了几行,觉得自己的毛笔字太糟,正在为难,一位同学走过来说:“我帮你抄吧!我想不出有什么好写的。真是,团宣委还说谁不写大字报,就是对运动有抵触。你就让我沾个边也好。”他一边替我抄写,一边仍在发噜嗦:“毕业班功课都忙不过来,还叫大家去写这些。”有了他的帮忙,我的速度可就加快了。不久又想出了几篇。
那天下午放学的时候,我的几张大字报全贴出来了,其中有一篇还是用相声形式写的。已有不少人在观看我的大字报,我心里怪痒痒的,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得到公开发表,并获得如此多读者,竟忘乎所以,仿佛已成为学校中的新闻人物,容不得我退下来。当时我只想到会因此得到表扬,压根没考虑还要承担什么后果。正如写作文,只盼得高分,那里会因为交作业而受罚的。我天真地认为,不正是校长叫大家要这样写吗?不写还不行呢!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学生们的狂热成了脱疆的野马。谁也没有料到前头还有陷阱在等着。写大字报一时成为主课,成为一种大出风头的竞赛。大字报越写越长,越写越大胆。有的人开始“抛卫星”、“搞尖端”,象“推翻*”,“×××拿软刀子杀人”,“不要沦为苏联的殖民地”,这样的大字报也出来了。看了直叫人心惊肉颤,毛骨悚然。
有一天有人对我说:“高三甲班许某某贴了一张‘告同学书’的大字报,公然号召同学起来反对党的领导,揭穿‘反右’斗争的阴谋,实行知识分子专政。这不成了反革命吗?”当时我还平静而老练地对他解释:“社会上的反革命是偷偷摸摸的,他们散布反革命言论的目的在夺取我们的政权。同学们的‘鸣放’是公开的,是响应学校的号召,就象是在导演的排练下登台表演特务一样,即使说得反动透顶,你也不能认为他就是反革命。”他摇摇头,好象不便再说些什么就走开了。
那时有些人是想不通的,特别是那些平日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的同学。学生中一贯红彤彤的党员,团干部一时也变得无能为力,而几个无所顾忌的大字报作者成了誉满全校的英雄。我虽不是十分突出的中心人物,从大字报的数量看,登记表上已是三个正字再一横。班主任曾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写的大字报可不少呀!十六篇了!”我心里还以为班主任在表扬我呢!殊不知这也许是个好心的提醒或善意的警告。(待续)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人生转折——一场运动(4)
记不清后来风向是怎样转的。大约过了一星期,大字报明显少下去,除个别人偶而还在传达室门前贴出一两张,大部分同学已不再关心大字报的事,那些在功课上忙不过来的,早已回到书本上去。我也不再写了,心里却在等待受表扬的一天。
此时班上团支部“组委”和“宣委”好象开始忙碌起来,他们的行动有点诡秘,经常在自习和课外活动时间离开教室,不知上哪儿去,有时一整天没回来。几个风靡一时的大字报作者被人偷偷议论着。有人开始用奇异的眼神看我,甚至想躲开我。但是我不以为然,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写大字报,纯粹是在执行学校布置的任务。除非听到校长公开表态:“当初动员学生鸣放是错误的。”我绝不怀疑学校还有别的用意,不相信会因为写大字报而受到惩罚,不相信学校也会坑人。
1958年元旦过后,全校开始转入“大辩论”。第一阶段辩论“工农之间是否存在差别”。我对此不感兴趣,认为问题很简单:目前国家经济条件差,农民的收入还赶不上工人的收入,但我们的制度将保证逐步缩小并最终消灭这种差别。我没有在辩论会上发言,心里却担心会被看成是“只顾读书,不问政治”的人。
我这种担心竟不自觉地表露出来。1月14日一个冷冽的早晨,呼呼的北风象一只冰冷的手,一下从领口上直伸到脖子里,令人一路直打哆嗦。幸亏我上学是顺着风走,就把衣领竖起来,双手插在衣袋里,象鼓起一张船帆让寒风推着向前。偶而一阵旋风过来,会把我打得晕头转向,直到走进校门,才定下神来。迎面恰巧遇见团支书,他是我入团介绍人,我一向尊重他。不知是寒风把他的脸冻成硬绑绑的,还是他对我在“大辩论”中沉默不语真有意见了。看他一付严肃的样子,我顿时心里感到一阵不自在,竟冲着他说:“不能光看一个人是否到处找材料,就断定他是不是积极参加大辩论。根本问题没有讲清楚,凭一组数字,几个事例就肯定工农之间是没有差别的,这怎么行?就算一时被你说服了,以后再听到或看到工农之间确实存在差别,又该如何解释?愿望不能代替现实,应该尊重客观情况。不是我们说它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光想听好话怎么行?”
“你是不是积极参加,你自己明白。”他显然不愿跟我交谈,说完就走开了。
教室里同学们在高声吵闹,这两天又停课搞“大辩论”了,直到上课铃声响过,大家才回座位去。这一天要进入第二阶段的“大辩论”,是关于党的领导和国家政策方面的。
会议由团“宣委”主持,此人比我大几岁,瘦高的身材,在显得过于老成的脸上多了两撇小胡子。大概因为这样,他就以为有权教训人吧!每次开会总要批评这,指责那,重复那一套他认为是最伟大的斗争理论,难怪他要在班上找几个对象来验证他学到的“真理”。同学们早就厌烦。我想,任何真理,若从那些骄横的人口中播出,就不会受到欢迎。总想批评人,绝不会成为教育家。连班主任也不喜欢他这种装腔作势的样子,不时打断他的话,补充解释一下,大概班主任在尽力做矫正的工作。团“组委”却跟他一唱一和,吹捧他是一位“觉悟高党性强的好干部”。而团“宣委”便称赞团“组委”是“天天学毛选,自觉改造世界观”。
我很奇怪,这种虚伪肉麻的话怎么能用来进行“大辩论”。当时我跟小东两人就在桌上互相写条子攻击团宣委。中途还借故出去一会,希望有人跟着,好在背后议论一通。我认为一个谋求进步的人,应该先讲讲自己过去怎样糊涂,现在又如何明白,如何找到真理,今后决心怎样维护真理。对落伍的人,不该扣帽子,而应视为自己的过去,是只“迷途的羔羊”,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指点。要用事实来证明真理,而不是通过压制来实现自己的唯一性。不要以为一定要通过斗争,才能改造一个人,生活总有一天会从中择出好的。
当我回到座位,团“宣委”已觉察到我的不满,两只眼睛死死盯着我,象两把锐利的刀直逼到我身上。我不由得歪了一下身子,若无其事地瞧着黑板上方那张熟悉的画像,觉得他老人家会明白我的意思。突然耳边响起我的名字,团“宣委”竟点名问我有什么意见可以站起来谈一谈。我先是回答他没有,后来又觉得不说不好,我一贯喜欢发言,再沉默,当真要被认为是在对运动不满了。我突然站起来,满不在乎地一口气提了三个问题:一、*不是真有其事吗?为什么这样说就被打成“右派”?而且动辄拿立场压人,使人家不敢说话。二、对非党人士信任不够,任用干部不看他能力大小,首先决定于他是不是党员。好象党员一定要做官,非党人士就当不了官,即使当了也不能任正职,学校的副校长就是个例子。三、报上对丁玲、艾青等“右派”作家的批判,为什么总要揭露他们的私生活?这不是超越政治范畴,在进行人身攻击吗?”
我一说完,教室里立即热闹起来。两三个人争着发言,都是冲着我的。说我的发言是“资产阶级谬论”、“恶意攻击”、“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替‘右派’分子喊冤叫屈”等等,简直在拿我开涮。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几次站起来要反驳申辩,可团宣委硬是不让我说。团支书又说我提得好,这几个问题不光我有这种看法,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想法,让大家辩论一下,分清是非,对提高认识有好处。我只得硬着头皮听下去。但是没有一个发言令我信服。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立场,我也没有讲党员不能当干部。而他们尽是举一些显而易见,又风马牛不相及的例子,企图说服我。什么“站在不同立场6就看成9,9看成6”,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难道这些简单的道理我还不懂?
会后,我十分恼怒地对团支书说:“怎么,我一说大家就轰起来,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提了。”他还是扳着脸冷冷地回答:“每个人都要受教育,特别是一位团员,更应该在运动中经受锻炼和考验。”
“难道把一个人说成是反动的,再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让他尝尝当反面人物的滋味,这就是对他的‘教育’,也就是对他的‘考验’吗?”我不客气地反驳他。(待续)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人生转折——一场运动(5)
当天下午继续开会,教室里的桌椅早已规规矩矩沿着墙壁围成一个长方形,这是每次开辩论会的场面。铃声还没有响,一些同学已在各自的位置上坐定,有几位正埋头在写什么,教室里的气氛和往常相比,显得有点沉闷。
我的心突突地跳,上午顶撞了团“宣委”。他说我是班上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他凭什么给我下这样的定义?还说我娇生惯养,骄傲自大,这不明显在泄私愤图报复?可同学都护着他,说我态度恶劣。我知道下午的会是针对我开的。他们就是想压服,想叫我服服贴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哪里是在“大辩论”?团支部委员们此时正围坐在教室前面的草地上讨论着。我焦虑不安地等待他们来较量。
一会儿支委会散了,团“组委”进来宣布开会,他说:“下午继续辩论,任何人想阻止这场大辩论都注定要失败。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8226;&;#8226;&;#8226;&;#8226;&;#8226;&;#8226;”
团“组委”的话音刚落,一位同学拿着稿子雄赳赳地站起来说:“何海生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对党怀有刻骨的仇恨,利用‘鸣放’之机,大肆向党进攻……”这样的发言缺乏水平,太乏味了。哪里是为了分清是非,探讨真理。而是以他为绝对正确,把别人当“右派”来批判。凡是能用在“右派”身上的话,他都搬出来。我反而冷静下来,深知那些话对我多么不合适。但我吸取上午的教训,知道分辨是没有用的。我只是不明白,叫大家“鸣放”,就为了这样来作弄人吗?
会上发言的除了几个事先做好准备的“积极分子”,两位平时友好的同学也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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