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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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委会主席暨亚奥理理会主席法赫德亲王阵亡。为了悼念他，科威特代表团决定全团人员在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着白袍、佩戴黑箍入场。这个消息，前几天我们的联络员就报了上去，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回音。我们认为，人家要表示悼念是他们的权利，但在北京亚运会这么一个喜庆欢乐的开幕式上那么鲜明地表达哀思似又与总体欢乐喜庆的氛围不合拍。后来，忘了是谁提出来一个好办法，即尊重他们表达哀思的权利，同意他们带黑箍入场，但希望他们也尊重和照顾开幕式的总体氛围，不着白袍而改深色长袍入场。这样黑箍罩在深色的袍上不明显，对总体氛围影响不大。经过交涉，科威特代表团接受了这个建议。我们又请电视台在拍摄角度上进行了处理，使这道难题迎刃而解。

当然，随着6000多人进驻亚运村，我们的联络员逐渐融入到了各运动队中，新的问题也就层出不穷。

先是中国台北队提出赛前训练不提供盒饭违背了亚运会管理手册，是土政策，希望立即改正。

接着是阿曼射击队15人在训练后返村时，在香格里拉饭店附近撞到了路边水泥电线杆上，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在我们联络员队伍内也相继出现了丢失注册卡和副卡、私下兑换外汇券和由于过度疲劳多人病倒住院的问题。

在开幕式当天和前一天，还发生了阿联酋、文莱、科威特等国的“票务危机”。文莱王子是射击运动员，他带头提出，如票务解决不合理，将退出比赛。

问题真是五花八门。

我们都明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道理，所以赛前狠抓培训、演练和计划。但大活动千军万马、千头万绪，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大型运动会几十个业务口的负责人都应具备及时发现问题、现场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各业务口大事小事都要向上级请示、汇报，逼高层领导事必躬亲，把他们累死也干不过来。其他身在一线的具体负责人只要有主动性，只要肯琢磨，办法总比问题多。亚运会的成功举行就是一个不断涌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进程。

北京亚运会的60个日日夜夜（5）

1990年9月22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组织的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开幕式既多姿多彩、壮丽辉煌又颇具中国特色，受到世人的交口称赞，十分成功。

如果说亚运会给世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吉祥物熊猫“盼盼”的话，那么开幕式给国人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则是那首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亚洲雄风”。人们不曾记住什么是亚运会会歌，但都知道且喜爱这首“亚洲雄风”。一时间，这首歌在北京乃至全国广为流传。虽然歌词是中文填写，但当时我们接触到的许多亚洲国家的朋友都会哼唱。这当然也与演唱这首歌的著名歌手刘欢、韦唯的歌喉和表现力有关系。三年后，我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当我在摩纳哥蒙特卡洛与刘欢和韦唯谈到此事时，他们不否认自己的演唱才能，但认为最主要的还是歌曲和歌词写得好。

记得国家体委老主任李梦华同志在总结自己多年办大赛的经验时，深有体会地说过一句话：“开幕式的成功是运动会成功的一半。”后来人们常常引用他老人家的这句名言。回头去看，亚运会开幕式的成功确实在整个亚运会的组织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亚运会开幕后，27个体育大项的308个小项比赛在京城遍地开花，紧张激烈的比赛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1990年10月，作者与国际赛联主席奥斯瓦

尔德及中国香港赛协主席威尔逊先生在长城

由于从1982年起，我被推荐担任亚洲赛艇联合会的副主席，这次亚运会我们又是东道主，所以我理所当然要花些力量关注在北京郊区平谷县金海湖举行的亚运会赛艇比赛。

为了选择北京亚运会的赛艇场地，我们着实费了一番气力。因为北京缺水，所以，从1986年初开始，国家体委和北京市有关领导就对赛艇、皮划艇竞赛场地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先是中国赛艇协会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何振梁同志在1986年1月底率竞赛一司、计划司和协会部分同志乘一辆大轿车，跑了六百多公里，在京津地区先后考察了北京顺义向阳闸、平谷金海湖（俗称海子水库）和天津于桥水库、鸭溪水库等地。我作为中国赛协副主席参加了考察工作。考察团意见不一，但还是向组委会提出了倾向性意见。

1986年4月20日，袁伟民副主任又和一司领导于寰奎同志等十人赴天津杨村考察另一推荐赛场，我也在其中。我们在杨村桥头与北京市张百发副市长等会合，一起考察了一条长3000米的宽阔水域。这是一条人工水渠，当地领导承诺，可免费征地。我们大部分人认为此地交通便利，水源有保障，是个好选择，但由于地处天津界内，成了难点。中午，天津市委书记倪志福和副市长姚峻同志与我们一行会见，他们希望能安排部分亚运会项目到天津比赛。但北京市领导同志考虑到竞赛的整体性还是否决了亚运会赛艇、皮划艇在京外举办的建议。

经反复比较，组委会最后还是把亚运会赛艇、皮划艇比赛放到了平谷金海湖。但比赛用水却让各级领导担了不少心。好在百发同志亲自过问，最终确保了金海湖的水域符合国际规定，比赛获得了圆满成功。

根据亚赛联的规定，举办亚运会的协会将负责自本届亚运会到下届亚运会四年间的亚赛联领导机构的工作。经国家体委批准，我作为亚赛联副主席主持了在比赛期间举行的亚赛联代表大会，改选了领导机构并通过了创立亚洲青年赛艇锦标赛的提案。尽管何振梁同志当时忙于亚奥理事会等重大事宜不能脱身，没有参加亚赛联大会，但当我介绍中国赛协关于推荐何振梁同志为亚赛联新任主席，我为亚赛联新任秘书长的建议后，还是受到大会的一致鼓掌通过。稍晚些时候，国际赛艇联合会经与亚赛联主席和执委会协商，决定推荐我为国际赛联理事、亚洲代表，得到了国家体委的批准。

亚运会赛艇、皮划艇场地作为距北京市区最远，且风景最美的比赛场地，吸引了不少观众。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和海军多名将军亲临观战，为我运动员鼓劲。最终我皮划艇运动员夺得了13个竞赛项目的10枚金牌，我赛艇运动员则再次囊括所有金牌。

对我来说，能抽两天时间去金海湖参加亚赛联会议，并观看比赛，可谓忙里偷闲。但却苦了在亚运村内坚持工作的袁斌、曹革和朱丹等同志。

为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服务的500多名联络员在开幕式后就分散到了各个竞赛场馆和相关活动中去。我们四个人则感觉比开幕前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虽然前三天村里还召开各代表团团长参加的“例会”，但问题明显减少。后来例会举行的次数也日渐稀疏，说明运动会已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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