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位完全不是一路人,王凌想的是另立中央,取司马氏而代之。毌丘俭一半是出于自保,一半是想报答曹家的恩情。文钦想的是给曹爽报仇。而诸葛诞,他只是想自保而已。
《魏末传》记载了司马昭的头号心腹贾充在拜见诸葛诞时的一段对话。贾充说,京师的贤才都希望司马昭能够接受曹魏的禅让,您对这事有什么看法?诸葛诞很生气地说:你还是贾逵的儿子吗?你们父子受曹家厚恩,你怎么能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如果有人在京师捣乱,我一定以死捍卫皇室!《魏末传》这段记载也出现在《三国演义》里。但这段对话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诸葛诞当然知道贾充在司马昭跟前的地位,不可能跟贾充这么毫无顾忌,就算他真是这样想的,也没必要当着着贾充的面说出来。所以《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也都没有采信这段对话。
说诸葛诞是曹魏的忠臣恐怕是往他脸上贴金,他对曹魏也谈不上多深的感情,他如果那么有正义感,怎么会两次帮着司马氏平叛?对司马氏他不仅没有仇,反倒是实在亲戚,他准备造反,仅仅是因为不安。他感到不安,主要是因为放眼这时的魏国,能对司马氏构成威胁的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诸葛诞为了找到安全感,不惜血本,收买人心,麾下聚集了数千名死士。又向朝廷(此时的魏国朝廷已经等于是司马昭的军政府了)要求增兵十万以抵御吴国。诸葛诞手下本就有十万人马,吴国那边儿从立国到灭国始终都在为兵源不足而头疼,砸锅卖铁也掏不出十万以上的部队,诸葛诞说要十万人来帮忙防守,谁信?就算司马昭本来没怎么怀疑他这下也非得怀疑他不可了。
公元257年,「朝廷」下诏升诸葛诞为司空并入朝赴职,司马昭也知道诸葛诞不大可能乖乖奉召,但这样做相对于直接征讨,更加占理,让大家觉得不是我司马昭无故屠戮功臣而是他诸葛诞不识抬举。
这时的诸葛诞,要么主动交出兵权求一个平安,要么豁出全部身家去拼一把。于是便成了心理学上十分经典的,关于风险规避还是风险喜好的选择。
假设你的总资产为三万元,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A.直接得到五千元
B.猜硬币,猜对了得到一万元,猜错了一无所获。
多数人会选择A。
假设你的总资产为三万元,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A.失去五千元
B.猜硬币,猜对了没有损失,猜错了失去一万元。
多数人会选择B。
在得到的时候,人们一般会选择风险规避,不愿意冒险去得到更多,见好就收。在失去的时候,人们一般选择风险喜好,更愿意冒险去减少自己的损失,放手一搏。
诸葛诞决定放手一搏。他的手里有坚城寿春、有数千绝对效忠于他的死士、有十万兵马,还有足够支撑一年的粮食,这还不够,他又杀死扬州刺史,收编了五万降兵,把儿子送到吴国做人质请求支援。吴国大喜,敌国这么高级别的将军带人马、带城池来投靠谁不高兴啊?当即派三万大军前来接应,当然也少不了淮南二叛时的主角之一、刚刚来到吴国没多久的淮南活地图文钦。吴国还封诸葛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吴国的意思是:诸葛诞,我们支持你,你一定要顶住!
诸葛诞所领导的淮南三叛充分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做了充分的准备。
淮南一叛时,王凌领导下的东线战区矛盾丛生,诸葛诞领导下的东线战区可是铁板一块。
淮南二叛时,毌丘俭、文钦只有五六万人马,还要防着吴国来偷袭,既要防守,又要进攻,左右支绌,捉襟见肘。现在诸葛诞手上有十八万大军,吴国对他也是鼎力支持,战略上诸葛诞更是力求稳妥,绝不出击,以逸待劳,倚仗坚城寿春打防守反击。
司马昭调动了二十六万大军,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后勤补给上更是以全国敌一隅。但他有一个很深的顾虑:当初他老爸率军出征,他大哥留在朝中坐镇;后来他大哥率军出征,他留在朝中坐镇。现在,他率军出征,他的那几个弟弟可都没本事在朝中坐镇。带着皇帝御驾亲征?可太后还在,太后要是想搞事儿,比皇帝还麻烦,得,咱们一起出征吧。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太后、皇帝一起「带领」大将军出征的场面。办法虽巧,风险也很大,万一有个闪失,太后、皇帝被俘,那就等于把自己最大的本钱,号令天下的资本都输光了。这是司马家族与诸葛家族赌上全部资本的最后一战,也是决定三国历史走向的关键一战。
司马昭没能阻止吴国的三万援军进入寿春,劝降的政治攻势也宣告无效,毕竟诸葛诞两度经营淮南,又刻意收买人心,群众基础扎实,哪能被这简单的策反宣传所瓦解?但司马昭并不急于攻城,围而不攻,把战略重点放在阻止吴国后续援军上,以确保自己敌军数量不要再增加了。
吴国的第二波援军被击退,面对城外黑压压一片的敌军,诸葛诞依然气定神闲,甚至哈哈大笑。他选择在寿春打防守反击可不只是因为寿春城坚固那么简单,寿春一带每年都会下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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