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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炮(第1页)

傍晚时分,高高的戏台子已经搭起,那个重新刷上了油彩的肉神,被四个工匠抬到了戏台一侧。肉神的脸迎着七月的湿漉漉的夕阳,显得格外鲜活。为了防止肉神歪倒,工匠们用两根粗大的钉子,将它的脚钉在了木板上。他们敲击钉子时,我的心脏随着那一声声的巨响而收缩,我的脚也一阵阵地抽搐。后来,我醒来后才知道自己曾经昏厥过去——以我尿湿了的裤子为证,以我咬破了的舌头为证,以我被掐痛的人中为证。一个胸前戴着医学院校徽的年轻女子,从我身边直起腰来,对她身后一个胸前佩戴着同样的校徽、头发染成金黄色的男生说:大概是癫痫发作。那个男生弯下腰,问平躺着的我:有没有家族癫痫病史?我迷惑地摇摇头,脑子里一片空白。你用这样的话问他,他如何能懂?那个女子白了男生一眼,低下头问我,你家中,有发过羊痫风的没有?羊痫风?我努力思想着,感到浑身疲倦无力,胳膊软得抬不起来。羊痫风?想起来了,范朝霞的父亲,经常在大街上昏倒,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听人们说,他就是羊痫风。我的家族中没有羊痫风。我母亲被我父亲和我气成那样子也没发羊痫风。我摇摇头,用软如面条的手,支撑着地面,艰难地坐了起来。可能是继发性癫痫,多半是遭受了重大的精神刺激所致,女生对男生说。这样的人,精神生活很简单,会遭受什么刺激呢?男生疑惑地说。操你的妈,我暗暗地骂着,心中想,你怎么知道我精神生活简单呢?我的精神生活复杂得很呢!女生大声对我说:你要注意呢,不要登高,不要下水,更不要开车、骑摩托,骑马也不行。我听明白了她的话,但我的脸上神情肯定是茫然无知。于是那个男生说:走吧,甜瓜,戏马上就要开始了。甜瓜?我心中一阵疼痛,往事历历涌上心头。难道这个腰肢细软、双腿修长、长发垂肩、眉清目秀、心地善良的女大学生,就是老兰的女儿、那个黄毛丫头甜瓜吗?那个眉眼间有一股妖气的小丫头,竟然出落成这样一个大姑娘,真是女大十八变啊。甜瓜!也许是我喊了一声,也许是那个随时都会破碎的马通神喊叫了一声。我当然是希望我喊叫而不是马通神喊叫,因为我早就听说过,漂亮女子,如果被马通神喊叫而不幸回答,那这个女子就难以逃脱被他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命运。女子答应了一声,然后便转动着脑袋寻找声源。她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她绝对想不到当年是那样不可一世的罗小通,竟然落魄到如此模样,成了一个躺倒在破庙里栖身的继发性癫痫病人兼叫花子——尽管我不是叫花子,但她和她的男友一定会把我当成一个叫花子。她站在大和尚面前,小腹碰到了大和尚的脸,大和尚一动不动,她也似乎毫无感觉,探身向前,伸出只手,抚摸着马通神的脖子,不回头地问身后的男友:你看过《聊斋·五通》吗?没有,她的男友在后边不好意思地说,为了考大学我们除了教科书什么都不看。我们那里分数线特高,竞争非常激烈。知道五通是什么神吗?女子回头问,脸上是狡狯的笑容。男生说:不知道。女子说:谅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神?男生问。女子用调笑的口吻说:怪不得蒲松龄说,"万生用武之后,吴下仅遗半通!"男生迷惑地问:你说了些什么呀?女子莞尔一笑,道:不说了,你看,她把沾满了泥水的手伸到男友面前,说:马通神出汗了。男生拉着女生的手,往庙门外拖着。女生好似恋恋不舍地回着头,眼睛似乎看着马通神,嘴巴里说出的却是叮嘱我的话:你最好去医院看看,虽然这种病要不了你的命,但还是吃点药为好。我鼻子一阵发酸,半是感动,半是为世事沧桑而感慨。院子里已经来了很多人,还有许多人,扶老携幼,扛着板凳,从大道两边,从庙后的庄稼地里往这汇拢。奇怪的是往常交通繁忙的大道上,现在竟然没有车辆。我只能用警察对道路进行了交通管制来解释这种反常现象。我还纳闷,他们为什么不把戏台子搭在对面的空地上,而非要搭在这容人不多的小庙院子里呢?一切都是这样荒唐,没有道理可讲。我猛然看到,用绷带把一条胳膊吊在胸前的老兰,左眼上蒙着一块纱布,像一个从战场上逃下来的伤兵,在黄豹等人的护卫下,从小庙后边的玉米地里走出来。那个名叫娇娇的小女孩,手中举着一穗新鲜的玉米,在他们前面愉快地跑着。她的母亲范朝霞,不时地提醒着她:宝贝,慢点跑,小心滑倒!一个身穿汗衫、手拿纸折扇的中年男子,见到老兰一干人,小跑着迎上来,满面笑容地说:兰总,您亲自来了。老兰身边一个人说:兰总,这是市柳腔剧团的蒋团长。艺术家嘛!老兰大声说,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没法跟你握手,失敬失敬!蒋团长连声道:兰总您太客气了。有您的支持,我们这个剧团才有饭吃。老兰道:互相帮助嘛,告诉你的演员们,卖点劲儿,好好帮我感谢肉神和五通神,老兰无知,在神庙前胡乱放枪,冒犯了神灵,得到了报应。蒋团长说:兰总放心,我们会尽最大的力量,把这两台戏唱好。几个背着工具袋子的电工,踩着梯子,在戏台上设置灯光。看他们那爬上爬下的灵活劲儿,让我联想起多年前屠宰村那两个电工兄弟,时过境迁,星移斗转,物是人非,我罗小通,已经沉入了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多半注定了今生今世不得翻身。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这个破庙里,支撑着也许是继发性癫痫发作之后的疲倦身体,将过去那些陈旧得像多年的老灰尘一样的往事,对着这个如同朽木的大和尚诉说。

一具紫红色的漆光闪烁的高大棺材,横在老兰家的厅堂里。那个豪华的骨灰盒连同骨灰,都被装了进去。我目睹着这个过程,感到真是多此一举。后来,当老兰跪在地上,手拍着棺材放声大哭时,我才悟到:只有手拍棺材,才能发出那样的扑扑通通的震撼人心的声音;只有这样一具雄伟的棺材,高大的老兰跪在前面才显得般配;也只有这样的一具紫红色的棺材,才能烘托出灵堂的庄严气氛。我也不知道我的猜想是否正确,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丧失了去追寻这些小事根底的兴趣。

我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前头;甜瓜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后头。在我们两个之间,放着一个烧化纸钱的瓦盆。我和甜瓜,把那些打印上铜钱图案的黄表纸,用放在棺材盖子上的豆油灯盏点燃,放在瓦盆里燃烧。纸在瓦盆里变成白灰,随着烟气盘旋上升。农历七月的天气,温度本来就高,我穿着肥大的孝服,腰里扎着一根麻绳子,面前又守着一个火盆子,只一会儿工夫,便捂出来一身汗水。我看看甜瓜,她也是一脸汗水。我们面前各守着一摞纸,我放一张,她就紧跟着放一张。她绷着小脸,神情严肃,但看不出有多少悲痛。她脸上看不出一点流过眼泪的痕迹,也许眼泪已经流光了吧。我恍惚听人说,甜瓜不是这个死去的女人亲生,是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也有人说是老兰和一个外村的大闺女生的,抱回来让老婆养着。我不时地偷眼看她,把她的脸和棺材后边那个大镜框里的女人脸进行比较,一点也找不到她们俩的共同之处。我又把她的脸和老兰的脸进行比较,似乎也没有多少肖似的地方。也许,她真的是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孩子?

母亲拿着一条用冷水浸过的毛巾走过来,给我擦擦脸,悄声嘱咐我:

"不要烧得太多,维持着不要灭了就行了。"

母亲给我擦完脸,把毛巾折叠了一下,走到甜瓜面前,也给她擦了脸。

甜瓜仰望着母亲,大眼睛骨碌碌地转动。按说她应该说句感谢的话,但她什么也没说。

妹妹看我们烧纸好玩,跷腿蹑脚地走过来,蹲在我的身边,拿起一张黄表纸,扔在瓦盆里。她悄悄地对我说:

"哥哥,我们可以在盆子里烤肉吃吗?"

"不可以。"我说。

那两个成了我们自己人的摄像记者,一个扛着摄像机,一个举着强光灯,从院子里进来,拍摄灵堂的情景。母亲弯着腰跑过来,拉着妹妹走,妹妹不想走,母亲双手插到她的腋下,把她半拖半拉地弄走了。

面对着摄像机镜头,我绷紧嘴巴,使自己严肃起来。我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甜瓜也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我看到那个扛机器的记者弯下腰,让照相机的镜头几乎触到了烟火上。然后他摇镜头。镜头对准我的脸,摇,对准了甜瓜的脸。摇,对准了我的手。摇,对准了甜瓜的手。摇,对准了大棺材。抬起来,对准了镜框中死者的脸。我看到,死者,兰大婶,在镜框里,那个巨大的苍白的脸上,那两只哀伤的眼睛,尽管她的嘴角有几分笑意,但还是难以遮盖住她满脸的哀伤。当我盯着她看时,我发现她也在盯着我看。她的目光里有太多的东西,令我心中凛然。我可不敢与她对视了,慌忙把目光移开,看退到门口的记者,看低眉垂眼的甜瓜。我越看越觉得她的神情古怪,越看越觉得她不太像个人,越看越觉得她是什么妖精变得,而真正的甜瓜,早已经随着她的母亲(管她是不是亲生的呢)死去,我仿佛看到,从他们家的院子里,有一条通向西南方向的黄土大道,大道上奔驰着一辆四马拉着的彩车,车上站着兰大婶和甜瓜,她们穿着白色的衣裳,衣袖肥大,被风吹鼓起来,好似蝴蝶的翅膀。

正午时分,黄彪媳妇把我和甜瓜叫到厨房,给我们端上来一盘大肉丸子,一盆火腿冬瓜汤,一笸箩馒头。娇娇妹妹和我们一起吃。天气闷热,再加上被纸烟熏了半个上午,我有点恶心,食欲不振。但妹妹和甜瓜食欲很好。她们吃一个肉丸子,喝一口冬瓜汤,再往嘴巴里塞一块馒头。两个女孩子,谁也不看谁,就像比赛一样,摽着劲儿吃。我们吃饭的当儿,老兰进来了。他头发没理,胡子没刮,衣衫不整,神色沮丧,眼睛里布满血丝。黄彪的小媳妇,迎上去,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关切地劝他:

"兰总啊,俺知道你心中难受,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何况你们是多年的夫妻。嫂子又是一个那样的贤惠人儿,别说您心中难受,就是我们,也是眼泪止不住地流。但已经这样了,她老人家撒手走了,您还得照顾这个家,公司里还有那么大的事业,没有您,咱们村就没有主心骨了。所以啊,兰总,俺的好大哥,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俺们这些村民,您也得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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