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掩上窗帘。
那辆日本车关掉灯,呼啸着开走了。好像是意识到要掉头,并且从房子前再经过一次,开车的那个人才机智地把车牌上的灯关掉。阿弗纳未能看清车牌号。那辆车好像是新型的丰田汽车。
五分钟后,电话响了。
“你门上有一封信。”阿弗纳拿起电话,听见一个男声说。那个人立即把电话挂了。虽然他说的是流利的英语,但阿弗纳觉得能从中辨别出一种口音,一种熟悉的口音。如果那个人的母语是希伯来语的话,他不会感到吃惊。
阿弗纳决定还是不要冒险。虽然他认为那封“信”不会爆炸,但为什么要冒险呢?在黑暗中在门前摸来摸去,正好成为伏兵的目标。不管这个伏兵是无线电控制的炸弹也好,还是一支枪也好。为什么要冒险?不管那个人在门口留的是什么,他都可以等到明天早上再来看。
“没什么,”他对肖莎娜说。“回去睡觉吧。”
那天晚上,他没有睡多少觉。
天亮之后,大街上开始有人活动了。阿弗纳穿好衣服,从后门出来。他围着街区走了一圈,没有发现可疑之处,然后回到前门。他一眼就能看见门框和门之间塞着一个小小的信封。看起来不会有什么伤害。很小,很薄,不可能是一颗信笺炸弹。尽管如此,他还是小心翼翼的。好像没事:纸张不软,没有渗出水珠,也没有杏仁蛋白软糖的味道。
阿弗纳小心地把它打开。里面除了女儿的一张快照之外,什么也没有。阿弗纳认出这张照片是他夏天照的。这张照片洗出来的就这么一张。虽然他们留着底片,但为了省钱,他们只洗出来了一套,寄给了以色列肖莎娜的父母。信封里的那张快照一定就是这套里面的。别的地方没有。
照片上是阿弗纳女儿的特写镜头,脑袋向一边斜着,表情古怪地看着照相机。两根手指头紧紧含在嘴里。
不知是谁在她的额头上画了四个同心圆圈,中心有一个墨点。是个最佳靶子。
他的女儿。
阿弗纳竭力保持镇定。
不可能是恐怖分子。如果他们找到了他的话,是不会警告他的。没有什么好警告的。他们会想方设法把他杀了,甚至他的妻儿,不会把快照送给他,在上面画上靶子。
他们甚至搞不到这张照片。没人搞得到。没人搞得到,除了……
这是一张他们寄到以色列的照片。寄到以色列的!
他别无选择:他只好把它拿给肖莎娜看。“就是这张,”他对她说。“我要回去。不管用什么方式,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行,”她说。“我不让你走。我们可以躲起来。我不在乎。你不要去。我要揭露他们的丑事。我要给《纽约时报》打电话。”
“这很容易,”阿弗纳说。“让我想一想,你知道,我都没想到是他们。我的意思是,没想到是我的顶头上司。也许那里有些卑鄙的家伙想当英雄。如果我回去告诉他们……”
“不行,”肖莎娜说。“我不关心是谁。你一旦回去了,就回去了,你的顶头上司,算个屁!也许他会说,‘对不起,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既然你回来了,我们有些事还没干完。’你以为我不了解他们?我比你还了解他们。”
阿弗纳吃惊地看着他的妻子。她当然是正确的,绝对是正确的。他确实会这样说,不管他说的是不是事实。不管这个想法是他的,还是别人的。
“我们得让她上幼儿园,”他说。“我们不可能白天黑夜地盯着她。我们两个人都得工作。虽然我觉得他们不会怎么样,但他们也许会怎么样。虽然不会伤害她,但是……如果他们把她带回去,我们就没办法了。让我想一想。
“我要给我的弟弟打电话。我要贝尔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你怎么付得起他的机票?”肖莎娜问道。
“别担心,”阿弗纳说。“我会搞到钱的。”
他所谓的搞到钱就是从他的朋友,他开的出租车的业主那里去借,并答应每周偿还一部分。母亲最喜欢的小弟弟现在已经二十一岁了,刚刚服完兵役。在阿弗纳看来,他一直是个头发蓬乱、骨瘦如柴的小孩。当年他一边在部队里服兵役,一边照顾他。如果他回来休两天假,母亲就会说:“帮我一个忙,今天下午带一下你弟弟,让我去买点东西。只要几个小时就行。”
贝尔按计划到达。他长得跟父亲一模一样。阿弗纳想,他希望自己也是这副长相: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比德国人还像德国人。只是不太高。父亲年轻的时候比现在高。但是小弟弟身材非常好:肩宽腰细,二者相差七英寸。嘴唇很薄,咧嘴一笑时显得很傲慢。这个男孩喜欢纽约,似乎仍然非常崇拜阿弗纳,对照看葛拉也不介意。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他回家的时候,虽然不是脸色苍白,但也是相当震惊的。他回家的时候紧紧地抓住葛拉,并且给阿弗纳讲述了下面这段经历。
他在离幼儿园的大门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等侄女出来。这时,一辆外国车突然停下来,两个年轻人从车上下来。当葛拉和其他孩子出来向他跑来的时候,那两个年轻人动手了。其中一个人挡在他面前,另外一个人去抓小女孩。
“后来呢?”阿弗纳问道。他克制着自己不让声音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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