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中的葛瑞格是克莉丝塔的守护者,他不让她受任何人的嘲笑。“克莉丝塔是我们兄妹中最棒的。”他说,“她从容优雅地面对自己的缺陷。比如,她早上得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穿好衣服,为了尽可能不耽误大家上学,她会在前一晚把衣服准备好。她相当体贴,善解人意,这一点,很像我们的父亲。”
葛瑞格满十四岁那年,父亲那所拥有六百四十个床位的教学医院终于峻工,坦桑尼亚总统在落成剪彩时出席并致辞。为了庆祝医院落成,登普西在院子里举办烤肉派对,买了成桶的甜酒,又将院子里的灌木丛砍光,以容纳五百位当地客人和外宾,还在胡椒树下搭了个舞台。登普西穿着黑色的坦桑尼亚传统服装上台致辞。
他表情平静,用斯瓦希里语说:“十年后,乞力马扎罗基督教医院的每个部门主管都将是坦桑尼亚人。这是你们的国家,这是你们的医院!”
“我可以感受到在场非洲人的快乐和骄傲。”葛瑞格回忆道,“他们原本以为我父亲会说:‘看看我们帮你们做了什么!’但是他却说‘看看你们为自己做了什么’!”
结果正如他所言。他盖的医院至今依然存在,是坦桑尼亚最好的教学医院;而且在医院建好十年后,所有部门主管都是非洲人。我觉得很骄傲,这个有着博大胸襟的男人是我父亲。他让我,让我们所有人认识到:只要你相信自己,就能做成任何事情。
当学校和医院都建好,步入正轨后,摩顿森一家在坦桑尼亚的工作也告一段落。有个诱人的工作在耶路撒冷等着登普西——在橄榄山上为巴勒斯坦难民建一间医院——不过登普西和洁琳决定,该让孩子回去体验美国生活了。
要回到久未谋面的祖国,葛瑞格和妹妹们既兴奋又紧张。葛瑞格翻出家里的百科全书,找到每个州的介绍,一边想象,一边做着回国的准备。过去十四年来,在美国的亲友一直给他们寄明尼苏达双城队的剪报。葛瑞格把这些都收藏在房间里,晚上睡前拿出来一读再读。那是他渴望了解的另一种文化。
第一天到美国高中上学,葛瑞格看到圣保罗中学里有很多黑人同学,不禁大大松了一口气,好像摩西离他并不那么遥远。
消息很快在学校里流传开来:那个十五岁大块头的害羞男生是从非洲来的。下课时,一个高大魁梧、脖子上挂着凯迪拉克链坠的篮球队员把葛瑞格逼到饮水机旁,一群叫嚣的狐群狗党也围了上来。“你不是非洲人!”他鄙夷地说,然后那群同伙开始拳如雨下地痛殴葛瑞格。葛瑞格本能地用手护住头,不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当他们终于停手后,葛瑞格把手放下来,双唇颤抖着。带头的男孩突然对着他的眼睛就是一拳,另一个拿起垃圾桶倒扣在他头上。葛瑞格站在那里,头上顶着发臭的垃圾桶,听着他们的狂笑在走廊里慢慢远去。
总体来说,葛瑞格对美国文化适应得很快。他成绩优秀,尤其是数学、音乐和科学,当然,还有他遗传自双亲的运动才能。
但另一方面,他还是与美国生活脱节。“葛瑞格这辈子从来没准时过。”他母亲说,“从小开始,他就一直按照非洲时间作息。”
在非洲的工作给了这家人丰厚的报偿——但并不包括金钱。所以家里付不起私立大学高昂的学费。
“我是靠‘退伍军人法’在退伍后领补助上大学的。”父亲说。于是葛瑞格在高三那年前往圣保罗军人招募中心,签下两年的职业军人协议。
“越战才结束不久,”葛瑞格说,“我竟然去当兵,同学们都很惊讶。不过我们实在太穷了。”
高中毕业第四天,他前往密苏里州的立奥拿伍堡军事基地,接受新兵训练。当大多数同学在上大学前的暑假睡意正浓时,葛瑞格在当兵第一天,清晨五点就被中士吓醒了——他粗鲁地踹着寝室里的行军床,大吼:“赶快起床!”
“我不能被这个人吓倒。”第二天清晨五点钟,葛瑞格已经穿好军服,坐在床上跟士官长帕克斯问好了。
“他大骂我没有按规定睡足八小时,罚我做四十个俯卧撑,然后要我步行到司令部,给了我一个袖徽,让我戴着回寝室。‘这是摩顿森,他是你们的新排长!’中士说,‘他比你们这群混账军阶高,所以照他说的做!’”
三杯茶 第一部分(14)
摩顿森为人谦和,指挥效率并不算高,但他的表现仍旧相当抢眼。橄榄球校队和田径队的训练让他体能优异,军中的基本训练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甚至不如越战后美军委靡的士气让他记忆深刻。摩顿森和第33装甲师一起被派驻德国,行前接受医护训练,成为一名医护兵。这也开启了他这辈子对医护的兴趣。
“刚入伍时很天真,不过军队生活能让你一夜长大。”摩顿森说,“很多人在越战后都染上毒瘾。有些人因注射过量挂掉了,然后我们就得去收尸。”在一个寒冬的清晨,他们去给一位中士收尸——因为是同性恋他被人痛殴,丢在满是冰雪的壕沟里。
派驻在东西德边界附近的班贝格时,摩顿森练就了随时可以入睡的本领,这让他的余生受益匪浅。这得感谢军队里不规律的作息,他们必须在任何地方入睡,也必须瞬间恢复清醒。“我从来没对任何人开过枪,”摩顿森说,“当时柏林墙还没倒,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M16步枪瞄准镜里观察东德卫兵的动静。”放哨时,如果发现东德狙击手射杀企图逃亡的民众,卫兵被授权可对狙击手开枪。“这种状况偶有发生,不过从没在我站岗时发生。感谢上帝。”
摩顿森在德国认识的大多数白人士兵,都会在周末“找女人、喝得烂醉、或是嗑药”,所以他宁愿跟黑人士兵一起搭免费军机,去罗马、伦敦或是阿姆斯特丹逛逛瞧瞧。那是摩顿森头一回自助旅行,他发现旅行和旅伴都棒得不得了。“我在军中最好的朋友都是黑人。那是离开坦桑尼亚后我第一次不再觉得孤单。”
继“迟到”后,摩顿森养成了第二个最难改变的习惯——再也没办法把车往前开进停车场:即使已经退伍多年,摩顿森仍是倒车入库,无论在巴基斯坦,还是在家。按照军中灌输的观念,这样,他的脸才能永远面向前方,万一车子着火可以迅速逃生。
摩顿森申请了退伍军人奖学金,选择到学生族群更多元化的南达科他大学读书。
母亲当时也是学生,正在攻读她的教育博士学位,父亲则找了一份待遇很差的无聊差事,长时间在明尼苏达的一间地下室处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法律问题。葛瑞格半工半读,在学校自助餐厅洗盘子,在达科他医院担任夜班护理员。每个月,他都偷偷把部分收入寄给父亲。
1981年4月,葛瑞格在南达科他州的第二年,父亲被诊断出癌症,那时他才四十八岁。葛瑞格在大学主修化学和护理,得知父亲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结和肝脏,他清楚自己很快就会失去父亲。于是他每个月两次驱车六小时回家陪护父亲,每次都发现父亲的病情恶化。
他提出暂时休学全力照顾父亲,但登普西却喊:“你敢!”葛瑞格只能持续隔周一次的探望。天气好的时候,葛瑞格把父亲带到户外,坐在躺椅上晒太阳。像在坦桑尼亚时照料绿茵庭院一样,登普西一直把罗斯维尔家中的花园照顾得好好的。现在,他也要儿子把杂草及时清理掉。
深夜,葛瑞格在床上辗转反侧时,总会?
https://www.cwzww.com https://www.du8.org https://www.shuhuangx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