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79部分（第2页）

这并未止住威尔逊爵士——尽管希特勒“不耐烦地叫喊着，还打着讨厌的手势”——他让翻译施密特继续将张伯伦的信读完，当施密特读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认为，这个建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时，希特勒一跃而起，朝门边走去，嘴里还念念有词：“再说也无用。”

“这种情景是很特别的”，施密特回忆说，“尤其是，当他走到门口时，他似乎醒悟到自己的行为是何等的无礼，又像个不听话的孩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他好不容易才耐住性子，让施密特将信读完。此时，他已怒不可遏。在外交场合他如此愤怒，译员施密特从未见过。希特勒喊道，日耳曼人所受的待遇，有如黑鬼一般，对土耳其人，人们也不会这样对待。“到10月1日，我要捷克斯洛伐克怎么办就得怎么办！”他喊道。如果法国和英国想打，那也请便，他毫不介意。希特勒恢复平静后，表示同意与捷克人谈判。然而，他却坚持要在48小时内接受戈德斯堡备忘录内所列的各条款。

他补充说，无论如何，德军将于10月1日占领苏台德。

当日下午的愤怒一直延至当晚——且延至到了体育馆。希特勒少有的如此大放厥词，满口喷毒。他的主攻对象是贝奈斯。“这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而是贝奈斯先生的问题！”一心想毁灭日耳曼少数民族的是他；让他的国家为布尔什维克效劳的还是他。“他现在掌管大权，和还是战！要不是现在就接受我们的条件，最终将自由归还给日耳曼人，否则，我们将自行取得这种自由！”全体日耳曼人——“与1918年时的情况有天渊之别了！”——都与他团结一致。“我们的决心已下！让贝奈斯先生选择吧！”

希特勒刚坐下，戈培尔便跳了起来：“有一点是肯定的：1918年永不会再重复！”这句话一出，元首又站了起来。他右手猛击讲台，喊了一声“不错！”重又坐下。他的头发沾着汗水搭拉到前额——他精疲力尽了。

他的谈话使抱有和平希望的人士绝望了。在伦敦，工人们在白金汉宫附近挖掘战壕；还贴出了提防空袭的宣传画。罗斯福的私交布里特大使从巴黎打电话至华盛顿说：“我认为，从星期五午夜起，百分之九十五是战。”美国总统从驻伦敦大使约瑟夫·肯尼迪口中听到这些消息后，连忙致电希特勒（两天中的第二封），呼吁继续进行谈判。

张伯伦以在报上发表声明的形式也再次向元首呼吁。他说，只要德国不使用武力，英国将保证让捷克履行其从苏台德撤军的诺言。次日上午，他的特使威尔逊带着这个新建议，再次来到德国总理府，但希特勒却拒不讨论。捷克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接受或拒绝德国的建议。“如果他们宁愿拒绝，我就将捷克斯洛伐克打得粉碎！”他威胁说，贝奈斯若不于次日下午两时前投降，他就将部队开进苏台德。

霍拉斯爵士猛然起身，大声朗读一份声明。施密特译得很慢，且抑扬顿挫，目的是要让希特勒掌握其主要之点：“如法国为了履行其条约义务积极卷入对德的敌对行动中，那末，联合王国认为它自己不得不支持法国。”

希特勒大怒：“英法两国若要打，那就请便。我完全不在乎。我已为一切可能性作好了准备。今天是星期二，到下星期一，我们全在打仗了。”

威尔逊想继续谈下去，汉德逊忙示意他不必。在告别前，威尔逊爵士与元首单独呆了片刻。他重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一场灾难。“我设法叫那些捷克人清醒清醒。”他保证说。

“这我是欢迎的。”希特勒说。他再次强调，英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那样的好友。

昨晚，尽管体育馆内的群众热情洋溢，但据威廉·希拉（站在阳台上广播）在日记中说，体育馆内未出现战争狂热，“群众很和善，好像没听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星期三下午快到黄昏时，一师摩托化部队开过柏林城。下班的人们不但没有欢呼，且大都遁入地铁，少数未下地铁者，也只默默地看着。这再次说明未出现战争狂热。

魏德曼上尉也注意到了公众缺乏热情的情况。当步入总理府时，他大声说：“外边简直像是在送葬！”“嘘！”一副官小声说，“他就坐在窗前。”希特勒看着队伍，沉思着。后来，有人听见他在自言自语：“我还不能对这个国家发动战争。”也许正是因为有这种想法，他才向张伯伦发出一份照会——就他而言，这是一份妥协照会。

在远较德国未作战争准备的英国，张伯伦首相正准备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在英国，批评他的绥靖政策的怨声日高，而他自己也受怀疑的折磨。上午8时，就在他走上讲台前——与宣布英国舰队总动员的同时——他说：“我到处乱走，步履蹒跚。”接着，他公开暴露了他的恐惧：“多么恐怖，多么不可思议，多么不可置信！只是因为在一个遥远的国土上，在我们素不相识的人们之间发生口角，我们便想戴上防毒面具！尤其是，一个业已在原则上解决了的口角，竟成为战争的话柄，这更不可能！”接着，他便告诫人们为作出更大的让步作好准备。“在我心灵深处，我是爱和平的。在我看来，国家间动干戈，是个梦魇；但是，一旦我确信某个国家已下定决心用武力独霸世界时，我觉得，我们便应抵抗。在这种统治下，相信自由的人们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但是，战争确是可怕的，在走上战争道路前，我们对此应有明确的认识。必须是在千钧一发时才能交战。”

两小时后，希特勒的信到了——这便提高了首相的希望。

与通常一样，这封信一开头便破口大骂捷克人；之后，它便闪烁其词地建议，让张伯伦继续努力，“叫布拉格在最后时刻回心转意”。在处于绝望中的张伯伦看来，差距似乎缩小了。

他于是便匆忙草拟了一份答复，请求再次与元首会见。“本人深信，我们能在一周内达成协议……我不相信只是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多耽搁几天，您便愿意承担发动一场可能会毁灭文明的世界大战的责任。”

接着，首相又草拟了一封致墨索里尼的私函，把最近一次向希特勒的呼吁告诉了他。“本人相信，阁下将通知德国总理，您愿意充当代表，并敦促他接受本人之建议，因为本建议将令各国人民不致发生战争。”于是，他重新怀着希望，孜孜不倦地工作至深夜，准备次日上午在国会发表的演讲稿——这也是希特勒最后通牒到期的一天。

9月28日，星期三，这是可怕的一天。在危机的核心地区柏林，这天是在狂乱中开始的。早晨8时，法国大使弗朗斯瓦·本塞便打电话给威兹萨克，紧急求见元首，说要提出新建议。威兹萨克急忙赶至凯撒霍夫旅馆——他的上司住在那里。然而，“由于自己的一手有可能遭到破坏，且是巴黎搞的”，里宾特洛甫便大发雷霆。

据威兹萨克的说法，他当时说：“双方的真正分歧很小，且仅牵涉到合并苏台德的方法问题。为这一小事便发动战争，这是荒谬绝伦的。”

“这应留给元首决定！”里宾特洛甫喊道。说完，两人带着情绪，一同去了总理府。

上午10时，即希特勒的最后通牒到期前4小时，弗朗斯瓦·本塞给汉德逊去了个电话，说他怕事情不妙。他求见元首之事尚未获准。很明显，元首今日不似会见各国使节。汉德逊答应从中帮忙。首先，他打电话给戈林说，希特勒拒不见弗朗斯瓦·本塞，而本塞却身怀是战是和的新建议。戈林打断了他的话。不久前还是维也纳的侵略者，他现在却充当起调停人的角色来了。“你一个字也用不着再说了”，他说，“我立刻去见元首！”

在总理府，施密特从未见人们这样忙碌过。“匆匆赶来求见元首的部长和将军们，带着各自的党员，随从副官，各级军官或各部门的头目，或坐或立，比比皆是。”希特勒东奔西跑，详细地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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