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到北京,举国哗然。朝廷文臣武将,号泣谏言、愿决死战者不乏其人,不肯以寸土与人。当时正赶上乙未科会试,各省举子齐集京师,群情激愤,台湾赴京举子痛写血书,表示誓不从倭!广东举子康有为趁机一呼百应,带领六百余名举子联名上万言书,反对签约,主张变法,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中国自实行科举以来,举人进京应试,均由公车接送,所以举人又称“公车”,康有为此举,便以“公车上书”之名轰动全国,使得赴日议和的李鸿章骑虎难下。幸而朝中还有一班主和的老臣,对康有为的万言书予以抵制,未能上达天听,而号称“四小枢”的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孙毓汶、军机大臣徐用仪则冲破帝师翁同龢和他一帮门徒的重重阻挠,力谏皇上休战言和,光绪皇帝虽顿足流涕,到底也还是在和约上签字用宝,才了结了这场纷争。如若不然,一旦朝廷拒签和约,他李鸿章尚在日本马关,性命危矣!
李鸿章一想起这些,心中就打翻了五味瓶。康氏一举成名,是踩着他的肩膀爬上去的!而向皇上引荐康有为的不是别人,正是在甲午战争中一味主战、与李鸿章尖锐对立的帝师翁同龢!由于翁氏极力怂恿,今年春节,皇上竟然不顾“破五”的成例,在大年初三命翁同龢、李鸿章和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荣禄,刑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廖寿恒,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共同在总理衙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康有为不就是在乙未科刚刚中的进士吗?至今也还只是六品的工部主事,让五位顶尖级朝廷大员会见他一个人,可谓郑重其事到了极点。
当时,荣禄开宗明义,对康有为说:“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对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祖宗之法乎?即如此为外交总署,亦非祖制所有,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竟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地取材,回答得可谓机敏狡黠,使荣禄一时语塞。
接着,廖寿恒问:“宜何变法?”
康有为对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侧尽弃乎?”
康有为对曰:“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
……
那次“问话”,使李鸿章震惊地感到,三年前横空出世的康有为,如今已成气候。平心而论,康有为高屋建领的立论和舌战群儒的辩才,都使他折服。李鸿章为官一世,深知中国积贫积弱,症结在于法治涣漫,官制陈旧,官场腐败,与近百年来崛起于世界的列强各国相比,就像病入膏肓的垂垂老者较之青春焕发的青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他渴望变更这种现实,渴望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却又不敢触及那个要命的根本,只能在原有的框架之内小改小革,为此耗尽了心血,熬白了须发。而年方不惑的康有为,刚刚步入政坛就显出一股咄咄逼人的锐气,直指大清国的要害,出一鸣惊人之语,收振聋发聩之效。李鸿章不敢说的话,康有为说出来了;李鸿章不敢做的事,康有为要亲手去实现。这真让李鸿章羡慕而又嫉妒,自己办了一辈子的洋务,由于康有为打出了“维新”的旗帜而变得陈旧,突然之间黯淡无光。像一匹不甘伏枥待毙的老马,李鸿章不肯让时代抛弃,不愿让“维新”的浪潮淹没,他本能地要急起直追,甚至不惜屈尊俯就,投在康有为的麾下。早在“公车上书”之后不久,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强学会,李鸿章不计前嫌,愿捐银二千两,申请入会,不料却未获批准,想做“康党”而不可得!李鸿章的名声已经臭到这种地步了吗?连步“维新”后尘的资格都没有了吗?那一次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李鸿章真真切切地体味到了“墙倒众人推”的孤独和尴尬。他厚着老脸捱过了世态炎凉的三年,以明升暗降的总理衙门大臣身分维持着虚弱的体面,静观着时局的变化。而康有为却锋头正健,新鲜花样层出不穷,今年三月又发起保国会,慷慨激昂,呼风唤雨。这一次,李鸿章不会再主动上门自找没趣了,他甚至不无幸灾乐祸地觉得,今天的保国会也许仍像当年的强学会一样,风头出得太大了,难免再次落到被朝廷查禁的下场!
只因为易君恕毫无顾忌地说到康有为,使李鸿章浮想联翩。洋务派首领和维新派旗手之间本来应有的声气相通和血脉相连,却又被不可消弥的积怨所纠缠,所间隔,形成积瘀于胸中的一四块垒,难以排遣,难以言说。
“嗯,原来易公子是康有为保国会的人?老夫倒是失敬了……”他喃喃说道,语气中流露出某种失望和怨忽。
“不敢当!”易君恕说,“晚生为南海先生的主张和学说所动,不揣浅薄,慕名追随,虽忝列会员之末,却自惭无所作为,”他毫不掩饰对康有为的尊崇爱戴和自己的保国会会员身分,但也隐隐感到对方似乎听得有些逆耳,于是试探地说道,“还望中堂大人指教!”
“哦,哪里,哪里!‘雏凤清于老凤声’,康、梁诸君与足下之辈,年轻有为,后来居上,老夫早已望尘莫及!”李鸿章尴尬地勉强笑了笑,自谦之辞包含着酸酸的无奈。“不过,康氏以保国为名,发起组织,俨然政党,却在朝臣之中招致颇多议论。荣中堂就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在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你们如有相识入会者,令其小心首领可也!‘……“
说到这里,李鸿章收敛了笑容,眯起那双饱经世故、阅尽沧桑的眼睛,观察着这位年轻人的反应。
易君恕吃了一惊。他知道,李鸿章所说的荣中堂,就是当今慈禧皇太后的内侄、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但他却不曾想到,康有为发起保国会,何以会招致荣禄如此的仇恨,以至于非杀不可,连入会者也要小心脑袋?而耐人寻味的是,李鸿章只是转述别人的话,却并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中堂大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南海先生正是痛感国土日割,国势日衰,才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保国卫民,一片忠贞之心,苍天可鉴,不知何罪之有?南海先生在保国会上演说,字字滴血,声声含泪,使听者动容,为之泣下!他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四,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不必再背了,天津《国闻报》上登了他的讲稿,老夫已经拜读过了!”李鸿章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沉着脸说,“康有为才华横溢,豪情激荡,若以文章而论,的确不失为高手。但他年轻气盛,立论偏激,又难免授人以口实。比如足下刚才所称道的那一段文字,把我大清天下形容为覆屋、漏舟、牢笼、釜镬、牢狱,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其腔调和昔日洪、杨、捻匪的恶毒攻击毫无二致,若以犯上作乱论处,他将何以自辩?难怪有人说,康有为的保国会,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再如康氏最近所刊布的《春秋董氏学》,更赤裸裸宣称‘爱及四夷’,‘无疆界之分’,这是什么话?难道中国人跟洋鬼子亲如一家,连国土疆界也不要了吗?康氏动辄指斥他人‘卖国’,哼,真正卖国的还不知是何人呢!”
李鸿章论康有为,虽然左一个“难免授入以口实”,右一个“难怪有人说”,但也已经清楚地显示自己的倾向,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易君恕没有读过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所以并不知道南海先生是否真地说过“爱及四夷”、“无疆界之分”,即使确有此论,也还不知道究竟是何含义。但他毕竟读过民间刊布的康有为多次上皇帝书,也当面听过康有为的讲演,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康有为会是个“卖国贼”。是了,当年南海先生发起“公车上书”,抵制李鸿章的屈节卖国行为,看来,李鸿章至今仍耿耿于怀,不忘这一箭之仇,随时留意南海言论,于字里行间,寻隙报复。唉,俗语谓“宰相肚里能撑船”,中堂大人的心胸何以如此狭窄!不过,他既公然指斥康氏“卖国”,不就是要证明自己“爱国”吗?易君恕倒也不妨将计就计,借此激他一激……
“多谢中堂大人指点!”易君恕说,“晚生阅历短浅,人言纷纷,多以‘爱国’标榜,也不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这番话是带刺的。但李鸿章却佯作不察,以长者的口吻,谆淳说道:“是啊,明辨真伪,至为重要!当今之世,泰西之学风行中国,维新声浪日高,人人标新立异,争唱‘爱国’、‘保国’高调,岂不知也是良萎并陈、鱼龙混杂。易公子应自有主见,切不可随波逐流,为他人所利用!白香山有诗曰:”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又曰:“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古往今来,岁月悠悠,世事沧桑,风云变幻,曾有多少明珠蒙尘,又曾有多少鱼目混珠?”说到这里,他满腹愤懑又被勾起,慨然道,“不过,老夫相信历史无情,功乎过乎,真耶伪耶,天下自有公论!”
“大人所言极是,”易君恕不失时机地接下去说,“历史不可欺,民心不可辱,千秋功罪,取决于天下人心!以当今而论,列强窥伺中国,瓜分豆剖,迫在眉睫,四万万同胞莫不忧心忡忡,盼望朝廷忠良之臣,出救国之策,辅佐我皇上,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度过国朝有史以来最大难关,必然众望所归,名垂青史!中堂大人屠宰相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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