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甥女夏希才七岁,可眼睛已经近视了,扁平可爱的小鼻子上架着一副有粉色透明镜框、显得过大的眼镜。
我们最近喜欢鼻子贴鼻子打招呼。夏希白皙低矮的小鼻子与其说在蹭我的鼻子,不如说在哧哧地蹭我的脸颊,她一边蹭一边笑。
我们手拉着手走到公共汽车站,先坐汽车到经堂车站,然后转乘电车。
“给我讲个故事。”
说这句话时,夏希抬起了脸,声调上扬,那样子好像在说“请吧,可以讲了”。我把读过的《吊在树上的死神》讲给她听。夏希乖乖地听着,她像在想事情的时候,脸蛋看上去更鼓了。
这是一个老奶奶的故事,她把死神吊在了李子树上,从而长生不老了。结果那些垂死的病人和想死的人都没能死掉,只好没完没了地受苦。
电车中暖气开得过足,令人燥热。我呆呆地望着窗外的高楼、树木、街道和车辆的凄凉颜色,以及经过的站台和站着的人们的大衣。
“文乃姨,今天来家里玩吗?”夏希问。
“不去了,今天我有事,下次吧。”我回答。
看来又要挨妹妹的批评了。我看着窗外茫然地想。妹妹不让我给夏希讲恐怖故事,她说孩子听了会害怕。
夏希一只手拉着我,一只手抓着银色扶手,正透过车门往外看。
我低头看着夏希心想,不知这孩子什么时候会出去旅行。
夏希上身穿着藏青色大衣,下身穿着连裤袜,袜子松了,在脚踝处堆在了一起,脚上是一双黑皮鞋。我不管妹妹的嘱咐,将黑色的小提琴盒子放到行李架上。
小提琴辅导班设在一套公寓中,完全是一对一的授课方式,夏希按照妹妹教给她的,把脱下的鞋掉换了方向摆好。她对老师家已经很熟悉了,所以直接进客厅,坐到椅子上。我坐在另外一把椅子上翻开自带的小说,我们得在这里等着前一个学生的课结束。
房间里铺着蓝灰色地毯,挂着深褐色和米色条纹的窗帘,桌子上摆放着装有热水的暖瓶、纸杯、茶和速溶咖啡。
夏希把双手垫到屁股底下,不停地晃动双腿,目不转睛地盯着教室门。
教室里当然有隔音设备,但待在客厅里,声音还是能听得很清楚,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是拉得较好的学生,能尽情地抒发感情,可是总在微妙的地方跑调,说实话,听起来很刺耳。我觉得夏希虽然学小提琴没多久,却能拉出更温暖更有品位的声音。尽管她现在只能拉出“咕噜咕噜”、“吱吱扭扭”、“扑棱扑棱”的简短乐句,像在用乐器对话似的。
教室门开了,前面的学生出来后,夏希从盒子里拿出崭新锃亮、散发着香味的小提琴,抱在胸前,不安地回头瞧了我一眼,走了进去。
“为什么不登记结婚?”
当我把隆志介绍给姐姐时,她不解地问。
“就算不登记,也不必担心。”
我充满自豪地回答。
我还记着当时身边的隆志在我脑门上亲了一下。姐姐和姐夫目瞪口呆,可我们确实非常幸福,旁若无人,没什么可害怕的。或者说,我们只害怕某些可怕的事情。
我们想不玩弄心机,坦诚地相爱,而且相信如果一方变了心,另一方会无条件地原谅,允许对方离开。
我们姐妹是被祖母养大的。无法让隆志和祖母见上一面,我一直觉得遗憾。
祖母生前,每次领到养老金都全部拿出来,当成零花钱分给我们姐妹。
“我自己用不着钱。”祖母总是这样说。
每次都是每人一万日元,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小钱袋中。祖母为自己买的东西,只有曼秀雷敦软膏、润肤霜和小钱袋。
我当时没有工作,没有钱,却不能去花祖母的一万日元。这让人太悲伤了,或者说感觉太贵重了。祖母的好意一直放在小钱袋中,积攒在我的抽屉里,现在还在那里。
我们姐妹年龄相近,关于家人的记忆估计没有太大出入。我们三人都目睹和经历了相同的事情,比如母亲和男人私会的日子,母亲的美貌,母亲离家出走,她出走后家中的状况,父亲总是挽起衬衣袖子露出胳膊和手表,祖母打扫卫生时先洒上茶叶渣再清扫门口,祖母房间的味道,祖母梳妆台上的曼秀雷敦软膏和润肤霜,祖母做的便当外面的包袱结扣的松紧(结扣总是系得死死的,解开要费点力气),父亲的白汽车和后来更换的蓝汽车,暑假时经常去的海边温泉,我们姐妹三人的入学、毕业、发烧、牙痛、歇斯底里。总之一切的一切,不论是否喜欢,都留在记忆中一直陪伴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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