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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平天国之打击（第1页）

如果把19世纪中国政治的变化和皇权权威的削弱看成是西方影响的产物，那只是一种表层的推理，起码只能算作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政治变化的结构与趋向，主要是由中国社会自身的逻辑发展所决定的。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的影响虽然削弱了清政府的政治权威，但是，清政府真正的权威危机却是来源于下层农民的造反运动与统治阶级内部阶层的分离倾向。

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18世纪以来这一矛盾更加突出。康熙年间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至雍正元年（1723年）又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这一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但带来的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人口的急剧膨胀。清初全国人口只有几千万，18世纪中叶增加到1亿多，至19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已狂增到4亿多。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关系开始严重失调：土地严重不足，劳动力极端过剩；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到了极限；在不断开垦的边远地区，人口也日趋饱和。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力的下降与生活资源的匮乏就显而易见了。与此同时，农民并没有因此而减轻负担，他们的土地不断被兼并，产品常常被搜刮殆尽，这就使得本来就已紧张的社会关系更加紧张，一场周期性的社会危机与社会冲突不可避免。伴随着这种社会危机的到来，是清政府的政治腐败，这表现在政府的财政和吏治等方面。清初，政府尚有财政节余，至乾隆、嘉庆年间，由于军费开销巨大和各级官吏的侵蚀，清政府的财政年年赤字。道光年间，白银大量外流，加上沉重的战争赔款，财政已经面临崩溃的局面。吏治方面，官僚机构冗员充斥，官员结党营私，上下贪污成风，乾隆时的大臣和珅居官期间竟搜刮民财达白银8亿两之多。无疑，政治的腐败增加了下层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所有这一切引发了一系列的民间反抗运动，诸如西南苗民的起义、秘密会社的兴起、白莲教起义等等。虽然这些反抗运动一次又一次地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但最终还是酿成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反抗风暴——太平天国运动。

1851—1864年洪秀全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反抗运动。咸丰元年（1851年）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将矛头直接指向腐败的清政府，公开向清王朝的政治权威发起挑战。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并定都于此。随后，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颁布了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政令，并派兵北伐、西征，继续扩大战果。这样，太平天国雄踞东南半壁江山，与清政权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在太平天国的猛烈冲击下，清王朝地方的政治力量，尤其是清政府的军事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太平天国基本上摧毁了清政府作为其军事支柱的八旗、绿营武装，使满洲贵族失去了控制国家武装力量的实际能力。除了依靠地方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清政府已经难以再同太平天国进行对抗与较量。

大规模的军队调动与战争，也使清政府的财政经济一度陷入崩溃的边缘。首先是军费的急剧增加。仅道光三十年（1850年）与咸丰元年（1851年），各省例外拨用的军费就有：“广西军需银1124。7万两，湖南军需银418。7万两，广东军需银190余万两，湖北防堵银45万两，贵州防堵银20万两，江西防堵银10万两，”[1]合计达1800万余两。而到咸丰三年（1853年）夏，刚刚军兴三载，糜银已至2963万两。[2]战争发展到咸丰七年（1857年）夏，仅户部所拨军费就“已及6500余万”[3]两。其次，在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下，清政府的赋税已不能正常征收。如，太平军长期征战并控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历来是清政府田赋的重要来源。据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全国各地区田赋数额统计，仅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地丁银就达1214万两，约占全国地丁额的40%；征米粮约558万石，占全国的70%以上。[4]运往京师的漕粮，绝大部分都出自这些省份。清政府对这一地区军事和政治的失控，必然要影响到田赋征收的正常进行。至于太平军所及的其他地区，也是这般情况，据咸丰三年（1853年）的上谕，“各省地丁征银，乃国家惟正之供，岂容任意拖欠，以致币藏日亏。至今各省复有民欠钱粮，即如山东省，昨据户部奏应征未解之款，尚有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此外如河南等省及江浙财富之区，未完积欠，均复不少。”[5]在太平军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的盐政收入也大大减少。“国家两淮盐课正杂各歀每岁共银六百余万两，为经入一大宗。三载以来，兵饷增数千万之出，盐课失两千万之入。”[6]总之，由于农民起义的冲击，清政府的各项赋税一度降之“平均不足旧额的十分之四、五”[7]。收支不敷的局面日益严重，以至于祁俊藻等大臣于咸丰三年（1853年）奏称：“前因库款至形支绌，俸饷恐致停支。”“原以（有）部库存项，截至八月十七日以后，连应发官票本银，仅存十万余万两。转瞬九月，届期兵饷已无所出。而算至明年二月，约需放款总在四百六、七十万两上下，就各省可以指拨部款合计，为数仅十分之二。”[8]“被兵省份，即已无可催征，而素称完善之区。如江苏则已请缓征，山东则早请留用，山陕、浙江皆办防堵，是地丁所人万难足额矣。扬州旧被贼占，汉口疮痍未复，淮南全纲不可收拾，是盐课所入去其大椿矣。芜湖、九江、江宁、凤阳先后被扰，夔关、苏关商贩亦多裹足，甚至崇文门亦请尽收尽解，是关税所入仅存虚名矣。”[9]

太平天国不仅猛烈冲击了清政府的政治权威，摧毁了其赖以统治的军事力量，击垮了其维持统治秩序的财政基础，同时还震撼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与过去历代的农民反抗运动不同，太平天国更加针对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和数千年专制下农民的苦难，从理想到实践，都试图建立一系列崭新的结构，从而向清政府的政治权威与传统的政治秩序发起了全面的挑战。

早在金田起义前，洪秀全根据基督教的思想，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洪秀全自视为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表，将梦幻中所见“皇上帝”与“阎罗妖”的对立视为现实中他与一切旧秩序的对立。现在他要根据上帝的指示，打破包括清朝政治在内的一切旧秩序，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他宣称，人与人之间相互欺诈、强食弱肉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世间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女，不论男女应当一律平等。洪秀全进一步指出：“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因此，只有消灭一切自私自利，才能消灭一切仇恨与矛盾；只有消灭一切仇恨与矛盾，才能真正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公平正直”的太平天国。

正是在这种政治理想主义的基础上，太平天国制定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土地按好坏分为九等，不论男女，满16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份同等数量的土地，15岁以下减半。所有这一切都是太平天国试图建立新秩序的努力，是对传统政治经济秩序的一种大胆否定。

但是，在太平天国激进的理想主义背后，隐藏着狭隘的农民意识；在基督上帝的外衣里，其实质反映的却是小农的现实需要与儒家的大同理想。《圣经》中并没有涉及人的政治平等，也没有要求一切财产公有和平均使用。《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方案，正反映了千百年来生活在苦难中的广大农民要求经济平均的愿望。洪秀全正是代表了中国农民的这种朴素要求，创造了一个中国式的“皇上帝”，并根据儒家的大同理想，设制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私有财产，“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途），举选赏德”[10]的乌托邦式太平天国。由此可见，洪秀全在反孔的同时又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儒学传统的老路上。他心目中的太平天国，与其说是基督上帝的启示，还不如说是中国传统的小农意识与儒家大同理想相结合的产物更为合适。

太平天国不能用新秩序代替旧传统、最终打破清王朝的政治权威，其政权自身就开始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运动初期，洪秀全创立了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理想主义政治纲领，并依此对农民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使太平天国出现了兴盛的局面。可是定都天京以后，洪秀全再也不能创立一个新的理论或信仰体系来吸引他的天国的臣民们了。理想主义被盲目主义所代替。而这时的洪秀全却迷恋上了皇权主义。他开始拾起过去他激烈反对过的封建礼教，利用它重建传统的秩序。天王洪秀全称万岁，东王杨秀清称九千岁，以下各王递减。在此基础上，太平天国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规定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特权。为了巩固王权，洪秀全还不断把自己神化，自称“天生真主，命作君王”。[11]“皇上帝”的神威本来是洪秀全用来动员农民反抗的武器，现在却成了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护卫。也许，对于洪秀全这样的中国传统农民领袖来说，从反皇权主义走向皇权主义，这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在洪秀全的影响之下，太平天国领导人全面腐化，最高领导层之间因争权夺利而发生天京内讧。同时，太平天国在下层民众的政治动员也陷于失败。运动初期，太平天国宣扬政治平等、经济平均的口号，对动员农民投入反抗队伍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定都天京后，这种激进的理想主义纲领遇到了现实的挑战。实际上，太平天国从来没有打算也没有能力将《天朝田亩制度》的方案付诸实践。相反，激进主义的言辞往往是保守主义的面具。太平天国在实践中下令农民“照旧缴粮纳税”，承认乡村经济旧秩序，许许多多的农民开始对太平天国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太平天国表面上信奉外来宗教，反对传统儒学，不惜大肆捣毁孔庙、学宫，引起了那些饱受儒学熏陶的地方士绅的痛恨。太平天国既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又得不到所踞之地士绅的合作，其政权实际上缺乏广泛的合法性基础。事实证明，太平军并没有控制住乡村，乡官制也没有遵照太平天国的政权需要来建设，许多地区的乡官实际操纵在对太平天国不满的地方士绅手里。太平军只能控制一些城镇作为军事据点而已。这样，随着太平军在战场上的失败，太平天国的军事政权也就烟消云散了。然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太平天国运动绝不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无关紧要的插曲，就政治而言，太平天国运动对近代中国政治变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个民族的军事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新生是不能凭空出现的”。[12]“有洪杨内乱为之因，遂生曾、胡、左、李迭握朝权之果。”[13]“金田一役，实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14]太平天国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以及双方力量的消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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