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声桓、王得仁之所以陷入危局,主要是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原本,王得仁部前锋在二月间兵出九江,就已占尽取胜先机,江西、安徽、湖北各地复明势力群起响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广济、黄梅、湖口、彭泽等地已落入金、王二人之手,九江东西航道也尽在二人掌控之中。
如果金声桓能在这个时候率领主力随后接应,既可以扼守广济阻击湖广来犯之敌,顺长江东下攻取安徽、江苏;也可以扼守彭泽小孤山一带,阻击由南京而来之敌,抢在孔有德等三王未返之前占领汉阳。
在九江,王得仁的幕客胡澹就提出了大胆设想,即“大军应该乘此破竹之势,以清兵旗号服色顺流而下,谎称是章于天逃回南京请救的军队,南京的清朝官员不辨真假,必然开门相纳,那时就可以将南京一众清朝官员一股脑拿下,然后改旗易帜,开播永历年号,祭告明太祖陵寝,传檄山东,中原群雄一旦闻风响应,大河南北、山西、陕西等地,将非清朝所有”。这个建议让王得仁怦然心动。
但这个建议要得到实施,就必须得到金声桓主力的支持。
所以,王得仁一面派兵入长江收取九江上下游地方,一面派使者回南昌请示金声桓。
不用说,这个建议也得到了金声桓手下绝大多数亲信官幕的赞同。
收复南京,不仅可以虎踞江东,与清廷相对峙,更重要的是其政治意义。
南京,可是明太祖成就三百年帝业的开国之都啊。
所以,对于南昌的用兵方向,还有人总结出了上、中、下无四策。
上策便是进取南京;中策为西取武汉,连衡郧襄,与湖南何腾蛟相呼应;下策为胡攻一气,走到哪攻到哪,攻城破邑,鸡犬不留,即重新沦落为流寇。
这个下策,虽名为下策,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施行仍不失为一逃生之道。
除了上、中、下三策外,还有一条下下策,这下下策就是静静等待永历帝率六师,堂堂正正北伐。
鉴于永历帝亲统六师北伐的可能性极小,则大家就可能会在南昌等到天荒地老了,一旦清兵来了,就被动地婴城自守。
这下下策,其实就是无策的表现。
就在大家要形成共识,发兵攻取南京之际,总督黄人龙不合时宜地开口了。
他一语惊人,说:“这三条计策都是败策。大家难道没听说过宁王之事吗?现在,清将高进库还占据着赣州呢。”
黄人龙此语一出,众人都被震住了,作声不得。
金声桓武夫出身,读的书少,想当年,他兵入南昌,刻意文人打扮,头戴方巾,身披青纱金缕酒线蝴蝶披风,做温文尔雅状。但突然得到文人拜谒,就茫然四顾,不知如何答礼,只好哈哈笑着用手去拉众文人起来,口中谦让喃喃,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出过好大一个洋相,这会儿既不知“宁王之事”所指何事,只得红着脸老实求教。
黄人龙得意非凡,卖弄着说:“正德年间的宁王名叫朱宸濠,占据了江西发动了叛乱,就因为忽视了赣州的存在,没有防备赣州,最后被赣州巡抚王守仁生擒活捉了。”
其实,金、王二人举兵与当年宁王朱宸濠起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二者的情形大不相同。
首先,朱宸濠在承平之年以明朝藩王的身份举南昌一城之地发起的叛乱,属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反贼,人皆咸恨得而诛之;金、王二人乃是应时而起的反清归明行动。想那满清的圈地、逃人、剃发等等恶行搞得天怒人怨,已成为许许多多汉人眼中的邪恶势力,以正义对邪恶,在人心背向上,金、王二人得到的民众支持比较大。
其次,镇守在赣州刘武元、胡有升、高进库这些人,都是些首鼠两端的反复小人,怎么能跟忠于明室的王守仁相比?更何况,他们原先就是明朝中级武将或臣民,既因迫于形势降清,也可迫于形势归明,并且,对他们来说,在心理承受上,归明显然比降清要容易接受。
再次,因为金声桓、王得仁的倒戈,两广各府县都转入南明之手,南赣巡抚、总兵兼辖的湖南郴州、桂阳又处于南明督师何腾蛟控制之下,刘武元、胡有升、高进库等人又岂敢轻离赣州北攻南昌?
没有读过史书,不会分析史事的金声桓被黄人龙的话吓傻了。
俗话说,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在金声桓看来,宁王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活生生的教材,如果不从宁王身上吸取教训,宁王的下场就将是自己的下场。
他自动对号入座,把自己想象为宁王,先集中兵力除掉守在赣州的王守仁——不——是刘武元、胡有升、高进库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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