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大唐,当这些光环照耀在唐太宗身上;当那时刻提醒他的长孙皇后在贞观十年去世;当那敢违皇令,不时劝谏他的魏征在贞观十六年去世;当那齐王李佑和太子李承乾在贞观十七年谋反……
这一切的一切,让原本就有着双面性格的唐太宗,一下子暴露出了他的另一面。
如果说贞观初年,唐太宗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体现着人文关怀,实现开明政治,倡导宽大安抚的圣君、明君的话。那么贞观十年后,特别是贞观十六年后,唐太宗便开始展现他残忍、阴险的一面了。
或许是齐王李佑和前太子李承乾的谋反,给了他很大打击,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猜忌心理达到了极致。对大臣动辄问罪,轻则贬黜,重则杀戮。
这从他对待死去的魏征身上就能看出。
贞观十七年,在得知和太子李承乾一起合谋谋反的还有侯君集时,他不仅杀了侯君集,而且还怪罪在已经去世的魏征身上。理由是,魏征临死前,向他全力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可这二人呢?在他让杜正伦去劝导李承乾时,杜正伦竟然将自己的“密旨”泄露给了李承乾,在他质问杜正伦时,杜正伦竟然说:“臣劝导他,他不接受,所以就用陛下的话吓唬他,希望他有所畏惧,或许可以改善从恶”。
唐太宗当时在失望之极时,将杜正伦改职流放。而那侯君集更过分,竟然伙同李承乾谋反,甚至要将自己杀掉。这样两个背叛自己的人,魏征竟然还在临死前极力推荐他们,是何用心?或许,他们之间,很可能早就结党私营。
唐太宗的疑心病就此开始,他令人调查魏征,在发现魏征曾将谏书拿给记录历史的褚遂良看时,唐太宗觉得他所有的怀疑都成了真。甚至觉得魏征把谏书拿给褚遂良是为了抹黑他这皇帝,目的就是博取清明。
猜忌心理让唐太宗发了狂,他不仅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还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试想一下,如果魏征当时还活着,唐太宗会不会一怒之下,将魏征斩首呢?完全有可能。
曾经被唐太宗视为“镜子”,在朝臣中不停念叨的魏征,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不得不说是唐太宗心性发生大变的证明。
当然,贞观十七年后的唐太宗,已经无心再创造盛世辉煌了,于他而言,没有比政局稳定更重要的了。于是,对于普通人犯错,他可以不予追究,可对那些位高权重的朝臣,甚至以前的功臣,他都密切关注,时刻关注他们的动向,一有风吹草动就捕风捉影。
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
唐太宗慢慢又从一位明君,变成了一位暴君。
凡是威胁到他天子利益的,他绝不放过。自此,开明的政治变得紧张起来,人人自危。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收拾人”上的时候,那要“隋亡为戒”的思想便被他彻底抛弃了。而他是创造了大唐盛世的大唐天子,是灭掉了蛮夷的“天可汗”的想法,让唐太宗的心里开始有了自满情绪,变得专制起来。
此时的朝臣,不再因被唐太宗重用而欣喜了,反而当他们被重用时却显得忧心忡忡。那岑文本在被升任为中书令后,不仅不高兴,反而面露忧色,在他母亲问他原因时,他说:“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
当亲戚朋友来道贺时,他又说:“今受吊,不受贺也!”
这时候的大唐朝臣和唐太宗的关系,到了“伴君如伴虎”的阶段……
第一百一十八节唐太宗之死(1)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中风复发。
唐太宗的中风是在贞观十九年,他率军征讨高丽时得上的。回宫后,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能躺在床上,好在经过御医的诊治和调理,慢慢好了起来。
“此病痊愈需要多长时间?”唐太宗刚一能下床便问御医。
“回陛下,怎么也要五六个月的调理才能恢复!”御医说,“不过陛下不用担心,再过个十多天,陛下就能上朝了!”
唐太宗叹了口气,挥挥手让御医出去了。
“父皇不用太着急……”
太子李治以为父亲是担心政事,便想安慰他,未料唐太宗却打断他的话说:“皇儿啊!你不知道,朕这一病,歼灭高丽的事又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了。”
原来,唐太宗对两年前的那场征讨未能全胜而归很不甘心,原打算第二年再出征的,谁料却患上了中风,这一躺就躺了几个月。虽然如今能下床了,可想完完全全恢复,恢复到未中风前的情况,不知还要等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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