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习。这个来自利默里克小巷、心怀羡慕的爱尔兰人,我,和同自己一样的第一代、第二代移民打交道。我也和中产阶级、中上阶层来往,却发出一阵嗤笑。我本不想嗤笑,但积习难改。那是愤恨,而不是愤怒。就是愤恨。我拒绝和中产阶级有关的东西——它太热,太冷,不是我喜欢的牙膏。在美国生活三十年后,我仍然很高兴能在沐浴后打开电灯,或者伸手去拿毛巾。我正在读一本书,说的是一个叫克里希那穆提的人。和那些从印度蜂拥而来、手捧装着百万家财的锡杯的人不同,他不把自己看成精神领袖。我就喜欢他这一点。他拒绝成为领袖或智者之类的人物。他告诉你,向你暗示:宝贝,最终你要自立。有一篇梭罗写的令人恐惧的散文,题目叫“散步”。在文章中,他说当你出门散步时,你应该如此自由、如此不受妨碍,以至于你永远不需要回到出发地。你就一直走,因为你是自由的。我曾让孩子们读这篇散文,他们说:噢,不,他们绝不会这么做。就这么一路走下去?你在开玩笑吧?这很奇怪,因为我曾对他们讲过四处流浪的凯鲁亚克和金斯堡,他们认为,在三千英里的旅程中享受自由、大麻、女人和美酒,那真是棒极了。当我和那些孩子讲话时,我也在和自己讲:我们的相同之处就是急迫性。上帝,我已经人到中年,才刚刚发现中等智力的美国人在二十岁时就知道的东西。大部分的伪装已经卸下,我可以呼吸了。
孩子们在他们的作文和课堂讨论中畅所欲言,而我经历了一趟美国家庭生活的书面旅行,足迹遍及东部城镇住房到唐人街经济公寓。那是一幕关于定居者和新移民的露天历史剧,到处都有恶势力和邪念。
菲利斯描述了尼尔·阿姆斯特朗登月那晚,他们一家如何聚会,如何在放有电视机的客厅和濒死的父亲睡的卧室之间来回穿梭。他们既担心父亲,又不想错过观看登月。菲利斯说母亲叫她去看阿姆斯特朗登月时,她正陪着父亲。她跑到客厅,每个人都在欢呼拥抱,直到她觉得事情不对,跑到卧室,却发现父亲已经去世。她没有惊呼,也没有哭泣,她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回到客厅向欢乐的人们报告父亲去世的消息。
现在,站在教室前面的她哭了。她本可以回到前排的座位上,我也希望她能这么做,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走到她跟前,伸出左手搂着她,但那还不够。我一把拉过她,双手抱住,让她靠着我的肩膀哭泣。所有人都泪眼汪汪,直到有人喊道:好样的,菲利斯。一两个人鼓起掌来,接着全班同学都鼓掌欢呼起来。菲利斯转身面对他们,泪流满面的她破涕为笑。当我让她回到座位上时,她转过身摸了摸我的脸颊。我想,摸我的脸,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是我会永远记得菲利斯、她过世的父亲和月球上的阿姆斯特朗。
听着!你们在听吗?你们没在听。我在和这个班上可能对写作感兴趣的你们当中的几个人讲话。
在生命的每一刻,你们都在写作。甚至在梦中,你们也在写作。行走在这所学校的走廊时,你们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你们在脑海中兴奋地写作。校长在那边。你们得作出决定,一个问候的决定。你们要点头,还是微笑?你们要说,早上好,鲍梅尔先生,还是简单地说,嗨?你们看见不喜欢的人,脑海中又开始兴奋地写作,又得作决定。转过头去,还是边走边凝视?点下头,还是从牙缝里挤出个嗨?你们看见喜欢的人,你们热情而温柔地说声嗨,这声嗨让人想起船桨的划水声、激昂的小提琴和月光下闪亮的双眼。有好多种说嗨的方法:从牙缝里挤出、用颤音发出、怒气冲冲地说出、唱出、大声喝出、笑出、咳出。在楼道里简单一走就要求你们在脑海中写出段落、句子,作出许许多多决定。
作为一个男人,我会这么做,因为对于我来说,女人依然是个大谜团。我可以对你们讲些故事。你们在听吗?在这所学校,你爱上一个女孩。你碰巧知道她和一个人分手了,因此场地空了出来。你想和她约会。哦,现在,文字在你们的头脑里咝咝作响。你们也许属于那些酷酷人物,你们从容地走向特洛伊的海伦,问她在被包围后做了些什么,而你们知道在特洛伊的废墟上有个盛产羔羊肉和茴香烈酒的好地方。酷人、有魅力的人不需要准备什么文字稿,但其他的人还是得写作。你们给她打电话,看她是否可以在星期六晚上和你们约会。你们很紧张。被她拒绝会让你们处在悬崖边缘,那会要了你们的命。在电话里,你们告诉她,你们和她一起上物理课。她怀疑地说:哦,是吗?你们问她星期六晚上是否有空。她没空。她已经安排了些什么,但是你们怀疑她在撒谎。女孩子不可能承认自己在星期六晚上无所事事,那不是美国人的风俗习惯。她得装腔作势。上帝,人们会怎么说呢?你们在脑海中写道,你们询问下个星期六、下下个星期六、下下下个星期六一直到永远。只要你们能够见到她,你们将满足于任何事情,任何事情,直到你们开始领取社会保险金。你们这些又穷又可怜的傻瓜。她玩了些小把戏,让你下星期再给她打电话,而她会看看有没有空。是的,她会看看。星期六晚上,她坐在家里,和母亲还有不停唠叨的埃德娜姨妈一起看电视。你们在星期六晚上和永远什么也不说的父母坐在家里。你们上床睡觉,梦想着下个星期。哦,上帝,下个星期,她也许会说有空。如果她有空,你们得把一切安排妥当,那个位于哥伦布大街、铺着红白格子图案的桌布、可爱的意大利小餐馆,还有插着白蜡烛的基安蒂红葡萄酒瓶。
你们梦想着,盼望着,计划着。这都是写作。朋友,你们和街上行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你们在看,在将一切牢记于心,在意识到无足轻重的事物的重要之处,在把它写到纸上。你们也许会在爱或悲伤中痛苦挣扎,但是在观察事物的过程中,你们会冷酷无情。你们就是自己的素材。你们是作者。有件事确定无疑:无论星期六晚上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晚上发生什么,你们都绝不会再被人烦扰,绝不会。你们不会对人类的任何事情感到陌生。收起你们的掌声,把作业递上来。
迈考特先生,你很幸运。你有个那么悲惨的童年,因此你有东西可写。我们该写些什么呢?我们所做的就是出生,上学,度假,上大学,恋爱或什么的,毕业并从事某个行业,结婚,生两三个你经常讲的孩子,送他们上学,和百分之五十的人口一样离婚,开始发福,第一次心脏病发作,退休,死亡。
乔纳森,这是我在高中课堂上听到的关于美国生活的最悲惨的设想,但是你具有创作伟大美国小说的要素。你概括了西奥多·德莱塞、辛克莱·刘易斯和F。S。菲茨杰拉德的小说。
他们说我一定是在开玩笑。
我说:你们知道迈考特的人生要素,你们也有自己的人生要素。如果你们描写自己的人生,这些都可以利用。在笔记本上列出自己的人生要素,珍惜它们。这很重要。犹太人、中产阶级、《纽约时报》、收音机里的古典音乐、有点眉目的哈佛大学、华人、韩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厨房桌子上的一份外文报纸,以及收音机里不停播放的民族音乐。父母梦想着到故国游览,静静坐在客厅角落里的祖母回想起昆斯区墓地的些许场景——成千上万的墓碑和十字架,恳求着: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把我葬在那儿。带我回中国,求求你了。就这样,你和祖母坐在一起,让她讲她的故事。所有的祖父母都有他们的故事。如果你让他们带着故事离开人世,你就是在犯罪,对你的惩罚就是禁止你进入学校的自助餐厅。
见到我,见到由这么有能力而且慷慨大方的人执教的美国青年(这些漂亮的孩子)真是件高兴的事。他说谢谢,他也许会很快在距离他公寓几个街区远的布鲁克林区蒙特罗酒吧见到我。几分钟后,我悄悄塞到他手里的十美元就会落入斯特伊弗桑特广场一个毒贩子手中。
我告诉他们那是亨克。随便拿起一本关于当代美国写作或者“垮掉的一代”的历史书,你会在索引中找到赫伯特·亨克。
喝酒不是他的习惯,但是在蒙特罗酒吧,他会友善地允许你给他买上一杯。他声音低沉、温柔而悦耳。他从不忘记自己良好的修养,你几乎不会把他看成吸毒者亨克。他尊重法律,但从不遵守。
他因偷窃、抢劫、藏毒和卖毒而坐牢。他是个贼、骗子、男妓、有魅力的人,还是个作家。他因为杜撰了“垮掉的一代”这个术语而名声鹊起。他利用人们,直到耗尽他们的耐心和金钱。他们告诉他:够了,亨克。出局,他已经出局了。他明白,但从不记恨在心。对他来说,那没什么区别。我知道他在利用我,但是他认识“垮掉运动”的每一个人,而我喜欢听他讲巴勒斯、科索、凯鲁亚克和艾伦·金斯堡。艾琳·达尔伯格告诉我,金斯堡曾经将亨克比成意大利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是的,他是个罪犯,一个歹徒,但是他偷东西只是为了供自己吸毒,并没有从中牟利。另外,他对自己拿的东西很敏感,从不拿一件看上去像传家宝的珠宝首饰。他知道如果他留下一件受害者珍惜的东西,那将会产生各种良好的意愿,也会缓解因丢失其他东西而带来的痛苦。那也会给他带来好运。他承认犯过除谋杀之外的各种罪行,甚至试过在马略卡艾琳的家中自杀。偶尔给他十美元可以让他保证不会闯入我的公寓,尽管他告诉我这些天他经常从山上跳到二楼偷东西。但如果他听说有好东西,通常他得雇一个帮手。下东区不缺愿意干这活儿的男孩。赫伯特·亨克不再爬太平梯和排水管了,他说还有其他进入富人住所的方法。
例如?
你不会相信,帕克大道和第五大道上有多少精神失常的门卫和管理员。如果我说事先约好了去见某个人,他们就会挥挥手让我进去,而实际上我就是在这些公寓里打个盹。从前在我还年轻时,我会兜售自己。我干得很好,谢谢。有一次,一个高级保险经理让我很吃惊,我也准备好面临一年的牢狱之灾。但是他冲着走廊叫他的妻子,她拿来马提尼酒,然后我们在一所漂亮住宅的床上打滚。哦,那段日子就是那样。那时我们还不是同性恋,只是思想行为怪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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