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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以此时信息传递的速度,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消息。那种有师门的还好,家传的寒士还真未必知道。加上路途难走,对自己信心不足的贫士,还真豁不出去借这么一笔钱来应试——更是借都没处借去。
还有不少赶到的人实在贫寒,城里的客舍和普通人家的租金都付不起,于是城外的农家都敞开门赁给人住,农夫倒是挺高兴的,不但能赚点房钱,还能赚点饭钱。
不过今年新郑附近的农夫不仅为这点外快高兴,他们更兴奋的是小麦收获了,产量增长了不少——这是去岁秦人带来的种子,教的种法。
其实学得不太好,毕竟不是秦国本土,没有那么多畏于秦法的秦吏做事。所以并不像秦国那样产量翻倍,平均值能达到两百多斤,但是对于一直埋首于黄土的农夫来说,这已经是个神迹了。
所以今年的社祭都格外热闹隆重。
但农夫们并不傻,尽管都愿意出粮祭祀,但他们知道这丰收其实是秦人带来的,感谢神灵,是感谢神灵把秦人带来。
秦人说了,这些种子能留种,种上两三年后才会慢慢退化,也不会比原来更差,只是没今年这么好罢了。但看到今年的丰收,谁还愿意辛辛苦苦一年,交了税之后自己都吃不上两口啊。
这些并不隶属于贵族的自耕农中间,已经悄悄形成了共识:“大王纳土是英明的,我们早些做了秦人才好。”
初步形成的国家意识,只在屈原、张良这些人之间。这些不识字的普通农夫或许有亲人死在战事的朴素仇恨,却没有为韩王而百死不悔的自觉。如果在秦国能吃饱,那他们就想做秦国人。
而新郑城中,摆烂的摆烂——韩王安甚至拿秦王赐下的流光溢彩玻璃器、温润如玉瓷餐具、映人如真玻璃镜向朝臣们炫耀;懵懂的懵懂——傻子不少,以为纳土称臣就像周天子封诸侯一样平安了;醉生梦死的恨不能死在酒坛里——看得清楚又无能无力,只能以酒精麻醉自己。
张良这样清醒明智而又不肯逃避的人,便是最痛苦的。
他甚至出城,去昔日不屑一顾的农家走访询问,也去了自家封地了解正常的粮食产量。但这些只给了他更深的无力感。
他比前两年更成熟一些了,已经意识到,秦国的强大是从商鞅变法时就开始的事情。而现在秦国发生的事,看似波澜不惊,其实或许是另一场不亚于商鞅变法的大变革。
纵横家的口舌不能扭转大势,兵家的军阵只能保一国苟延残喘,谋士的奇计亦只能稍稍削弱拖延。
只要秦国保持这个势头,他就算一时失败,也能恢复之后再度兵临六国。
韩国公子韩非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会在被韩王送到秦国后,终究为秦所用吗?韩非在七月时已经回到新郑,要在九月时做主考人。这段时间他府上车马不绝,听说他拒绝了那些为子弟说项的韩国显贵,但没有拒绝上门求教的士子。
韩非本来就是这个时代著名的大学者之一,这也不奇怪。张良收到过他的赠书,显然是看好他。张良并不怨恨韩非为秦所用,或许这是天下大势,只是他不愿意顺势而行罢了。
第66章写不出就瞎编
楚国来的吴林与同伴钱全,以及到了韩国才结识的齐人吕定一起住在新郑城外的农家。
三人只要付一间屋的钱。榻上可以挤下两个人,另一人用席子往地下一铺,自己带的铺盖放下也可以睡。公平起见,三人轮流打地铺。
三人合伙吃饭,也比单独开伙便宜。他们穷,来得又早,到的时候钱都用差不多了,靠给本地大户在地里做短工挣些吃饭的钱。所以可谓一拍即合,一起住了三个月。
他们也没白来得这么早,到了没多久,韩非就从秦国回到了新郑,担当九月考试的主考。而在这之前,韩非就在自己府上讲学,凡是报名的士子都可以去旁听。
虽说吴林学的是道家,钱全的老师是势微的楚墨,吕定学的是阴阳家,但现在是什么时代?这是秦国从后世学会来的造纸术还没有普及到平民阶层,纸书价格降下来但也同样没有遍及天下的时代,是知识无比珍贵的时代。
有韩非这样的大学者讲课,你管他是不是自己所学流派的师长呢。
有机会听讲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真当自己是贵族公子,可以驾着车带着护卫四处寻访吗?
所以韩非每五天讲一次学,三人风雨无阻,一大早就起来,然后步行到城门外等候。城门一开就进城,再到韩非府外等候。
也不止他们三人,每次进城时都有大批同行者,在府外等候的更多。不光是他们这些准备考试的学子。还有人听说韩非在这里讲学之后,本来不打算参加考试的,也收拾行装赶来了。
更有张良这样的本地人,尽管不乐意韩非投秦,但韩非讲学,他还是来听的。
现在像吴林三人这样家境一般的士子还是有不少的。他们或是家境败落但祖上阔过,有一定的人脉从而得以向老师学习;或是父祖辈曾经出过向某家学者求学过的人,自家传下了他们自己抄录的书籍。
有些人用来学习的书卷根本不全,只是残本,就这样辛辛苦苦地学到了二三十岁,却没有出仕的机会,这才在听到消息之后孤注一掷,有人甚至是变卖了家产而来,颇有不成功就不过了的气势。
他们的学问一般,秦国放出的消息称录取者会安排为县中吏员,待学习了秦国的律法,又在考核中得了上评后,会安排他们做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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