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忽喇喇地伸展开来,奶奶无法说出它们的光彩了。它们红红绿绿,白白黑黑,蓝蓝绿绿,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嚎啕大哭,哭出的眼泪像雨点一样打在奶奶心中那一片苍凉的沙滩上。高粱缝隙里,镶着一块块的蓝天,天是那么高又是那么低。奶奶觉得天与地、与人、与高粱交织在一起,一切都在一个硕大无朋的罩子里罩着。天上的白云擦着高粱滑动,也擦着奶奶的脸。白云坚硬的边角擦得奶奶的脸究n作响。白云的阴影和白云一前一后相跟着,闲散地转动。一群雪白的野鸽子,从高空中扑下来,落在了高粱梢头。鸽子们的咕咕鸣叫,唤醒了奶奶,奶奶非常真切地看清了鸽子的模样。鸽子也用高粱米粒那么大的、通红的小眼珠来看奶奶。奶奶真诚地对着鸽子微笑,鸽子用宽大的笑容回报着奶奶弥留之际对生命的留恋和热爱。奶奶高喊:我的亲人,我舍不得离开你们!鸽子们啄下一串串的高粱米粒,回答着奶奶无声的呼唤。鸽子一边啄,一边吞咽高粱,它们的胸前渐渐隆起来,它们的羽毛在紧张的啄食中奓起。那扇状的尾羽,像风雨中幡动着的花絮。我家的房檐下,曾经养过一大群鸽子。秋天,奶奶在院子里摆一个盛满清水的大木盆,鸽子从田野里飞回来,整齐地蹲在盆沿上,面对清水中自己的倒影把膆子里的高粱吐噜吐噜吐出来。鸽子们大摇大摆地在院子里走着。鸽子!和平的沈甸甸的高粱头颅上,站着一群被战争的狂风暴雨赶出家园的鸽子,它们注视着奶奶,像对奶奶进行沈痛的哀悼。
奶奶的眼睛又朦胧起来,鸽子们扑楞楞一起飞起,合着一首相当熟悉的歌曲的节拍,在海一样的蓝天里翱翔,鸽翅与空气相接,发出飕飕的风响。奶奶飘然而起,跟着鸽子,划动着新生的羽翼,轻盈地旋转。黑土在身下,高粱在身下。奶奶眷恋地看着破破烂烂的村庄,弯弯曲曲的河流,交叉纵横的道路;看着被灼热的枪弹划破的混沌的空间和在死与生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的芸芸众生。奶奶最后一次嗅着高粱酒的味道,嗅着腥甜的热血味道,奶奶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场面:在几万发子弹的钻击下,几百个衣衫褴褛的乡亲,手舞足蹈躺在高粱地里……
最后一丝与人世间的联系即将挣断,所有的忧虑、痛苦、紧张、沮丧都落在了高粱地里,都冰雹般打在高粱梢头,在黑土上扎根开花,结出酸涩的果实,让下一代又一代承受。奶奶完成了自己的解放,她跟着鸽子飞着,她的缩得只如一拳头那么大的思维空间里,盛着满溢的快乐、宁静、温暖、舒适、和谐。奶奶心满意足,她虔诚地说:
“天哪!我的天……”
汽车顶上的机枪持续不断地扫射着,汽车轮子转动着,爬上了坚固的大石桥。枪弹压住了爷爷和爷爷的队伍。有几个不慎把脑袋露出堤面的队员已经死在堤下。爷爷怒火填胸。汽车全部上了桥,机枪子弹已飞得很高。爷爷说:“弟兄们,打吧!”爷爷啪啪连放三枪,两个日本兵趴到了汽车顶棚上,黑血涂在了车头上。随着爷爷的枪声,道路东西两边的河堤后,响起了几十响破烂不堪的枪声,又有七八个日本兵倒下了。有两个日本兵栽到车外,腿和胳膊挣扎着,直扎进桥两边的黑水里。方家兄弟的大抬杠怒吼一声,喷出一道宽广的火舌,吓人地在河道一闪,铁砂子、铁蛋子全打在第二辆汽车上栽着的白口袋上,烟火升腾之后,从无数的破洞里,哗哗啦啦地流出了雪白的大米。我父亲从高粱地里,蛇行到河堤边,急着要对爷爷讲话,爷爷紧急地往自来得手枪里压着子弹。鬼子的第一辆汽车加足马力冲上桥头,前轮子扎在朝天的耙齿上。车轮破了,哧哧地泄着气。汽车轰轰地怪叫着,连环铁耙被推得卡嗒卡嗒后退,父亲觉得汽车像一条吞食了刺猬的大蛇,在痛苦地甩动着脖颈。第一辆汽车上的鬼子纷纷跳下。爷爷说:“老刘,吹号!”刘大号吹起大喇叭,声音凄厉恐怖,爷爷喊:“冲。”爷爷抡着手枪跳起,他根本不瞄准,一个个日本兵在他的枪口前弯腰俯背。西边的队员们也冲到了车前,队员们跟鬼子兵搅和在一起,后边车上的鬼子把子弹也射到天上去。汽车上还有两个鬼子,爷爷看到哑巴一纵身飞上汽车,两个鬼子兵端着刺刀迎上去,哑巴用刀背一磕,隔开了一柄剌刀,刀势一顺,一颗戴着钢盔的鬼子头颅平滑地飞出,在空中拖着悠长的嚎叫,噗通落地之后,嘴里还吐出半句响亮的鸣叫。父亲想哑巴的腰刀真快。父亲看到鬼子头上凝着脱离脖颈前那种惊愕的表情,它腮上的肉还在颤抖,他的鼻孔还在抽动,好象要打喷嚏。哑巴又削掉了一颗鬼子头,那具尸体倚在车栏上,脖颈上的皮肤突然褪下去一截,血水咕嘟咕嘟往外冒。这时,后边那辆车上的鬼子把机枪压低,打出了不知多少发子弹,爷爷的队员像木桩一样倒在鬼子的尸体上,哑巴一屁股坐在汽车顶棚上,胸膛上有几股血蹿出来。
父亲和爷爷伏在地上,爬回高粱地,从河堤上慢慢伸出头。最后边那辆汽车吭吭吭吭地倒退着,爷爷喊:“方六,开炮!打那个狗娘养的!”方家兄弟把装好火药的大抬杠顺上河堤,方六弓腰去点引火绳,肚子上中了一弹,一根青绿的肠子,滋溜溜地钻出来。
方六叫了一声娘,捂着肚子滚进了高粱地。汽车眼见着就要退出桥,爷爷着急地喊:“放炮!”方七拿着火绒,哆哆嗦嗦地往引火绳上触,却怎么也点不着。爷爷扑过去,夺过火绒,放在嘴边一吹,火绒一亮,爷爷把火绒触到引火绳上,引火绳滋滋地响着,冒着白烟消逝了。大抬杠沉默地蹲踞着,像睡着一样。父亲想它是不会响了。鬼子的汽车已经退出桥头,第二辆第三辆汽车也在后退。车上的大米哗哗啦啦地流着,流到桥上,流到水里,把水面打出了那么多的斑点。几具鬼子尸体慢慢向东漂,尸体散着血,成群结队的白鳝在血水中转动。大抬杠沉默片刻之后,呼隆一声响了。钢铁枪身在河堤上跳起老高,一道宽广的火焰,正中了那辆还在流大米的汽车。车下部,刮刺刺地着起了火。
那辆退出大桥的汽车停住了,车上的鬼子乱纷纷跳下,趴到对面河堤上,架起机枪,对着这边猛打。方六的脸上中了一弹,鼻粱被打得四分五裂,他的血溅了父亲一脸。
起火汽车上的两个鬼子,推开车门跳出来,慌慌张张蹦到河里。中间那辆流大米的汽车,进不得退不得,在桥上吭吭怪叫,车轮子团团旋转。大米像雨水一样哗哗流。
对面鬼子的机枪突然停了,只剩下几只盖子枪在叭勾叭勾响。十几个鬼子,抱着枪,弯着腰,贴着着火汽车的两边往北冲。爷爷喊一声打,响应者寥寥。父亲回头看到堤下堤上躺着队员们的尸体,受伤的队员们在高粱地里呻吟喊叫。爷爷连开几枪,把几个鬼子打下桥。路西边也稀疏地响了几枪,打倒几个鬼子。鬼子退了回去。河南堤飞起一颗枪弹,打中了爷爷的右臂,爷爷的胳膊一撸,手枪落下,悬在脖子上。爷爷退到高粱地里,叫着:“豆官,帮帮我。”爷爷撕开袖子,让父亲抽出他腰里那条白布,帮他捆扎在伤口上。父亲趁着机会,说:“爹,俺娘想你。”爷爷说:“好儿子!先跟爹去把那些狗娘养的杀光!”爷爷从腰里拔出父亲扔掉的勃郎宁手枪,递给父亲。刘大号拖着一条血腿,从河堤边爬过来,他问;“司令吹号吗?”
“吹吧!”爷爷说。
刘大号一条腿跪着,一条腿拖着,举起大喇叭,仰天吹起来,喇叭口里飘出暗红色的声音。
“冲啊,弟兄们!”爷爷高喊着。
路西边高粱地里有几个声音跟着喊。爷爷左手举着枪,刚刚跳起,就有几颗子弹擦着他的腮边飞过,爷爷就地一滚,回到了高粱地。路西边河堤上响起一声惨叫。父亲知道,又一个队员中了枪弹。
刘大号对着天空吹喇叭,暗红色的声音碰得高粱棵子索索打抖。
爷爷抓住父亲的手,说“儿子,跟着爹,到路西边与弟兄们汇合去吧。”
桥上的汽车浓烟滚滚,在哔哔叭叭的火焰里,大米像冰霰一样满河飞动。爷爷牵着父亲,飞步跨过公路,子弹追着他们,把路面打得噗噗作响。两个满面焦糊、皮肤开裂的队员见到爷爷和父亲,嘴咧了咧,哭着说:“司令,咱们完了!”
爷爷颓丧地坐在高粱地里,好久都没抬起头来,河对岸的鬼子也不开枪了。桥上响着汽车燃烧的爆裂声,路东响着刘大号的喇叭声。
父亲已经不感到害怕,他沿着河堤,往西出溜了一段,从一蓬枯黄的衰草后,他悄悄伸出头。父亲看到从第二辆尚未燃烧的汽车棚里,跳出一个日本兵,日本兵又从车厢里拖出了一个老鬼子。老鬼子异常干瘦,手上套着雪白的手套,腚上挂着一柄长刀,黑色皮马靴装到膝盖。他们沿着汽车边,把着桥墩,哧溜哧溜往下爬。父亲举起勃郎宁手枪,他的手抖个不停,那个老鬼子干瘪的屁股在父亲枪口前跳来跳去。父亲咬牙闭眼开了一枪,勃郎宁嗡地一声响,子弹打着呼哨钻到水里,把一条白鳝鱼打翻了肚皮。鬼子官跌倒水中。父亲高叫着:“爹,一个大官!”
父亲的脑后一声枪响,老鬼子的脑袋炸裂了,一团血在水里噗啦啦散开了。另一个鬼子手脚并用,钻到了桥墩背后。
鬼子的枪弹又压过来,父亲被爷爷按住。子弹在高粱地里唧唧咕咕乱叫。爷爷说:“好样的,是我的种!”
父亲和爷爷不知道,他们打死的老鬼子,就是有名的中岗尼高少将。
刘大号的喇叭声不断,天上的太阳,被汽车的火焰烤得红绿间杂,萎萎缩缩。
父亲说:“爹,俺娘想你啦,叫你去。”
爷爷问:“你娘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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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活着。”
父亲牵着爷爷的手,向着高粱深处走。
奶奶躺在高粱下,脸上印着高粱的暗影,脸上留着为我爷爷准备的高贵的笑容。奶奶的脸空前白净,双眼尚未合拢。
父亲第一次发现,两行泪水,从爷爷坚硬的脸上流下来。
爷爷跪在奶奶身旁,用那只没受伤的手,把奶奶的眼皮合上了。
红高粱。11
一九七六年,我爷爷死的时候,父亲用他缺了两个指头的左手,把爷爷圆睁的双眼合上。爷爷一九五八年从日本北海道的荒山野岭中回来时,已经不太会说话,每个字都像沉重的石块一样从他口里往外吐。爷爷从日本回来时,村里举行了盛大的典礼,连县长都来参加了。那时候我两岁,我记得在村头的百果树下,一字儿排开八张八仙桌,每张桌子上摆着一坛酒,十几个大白碗。县长搬起坛子,倒出一碗酒,双手捧给爷爷。县长说:“老英雄,敬您一碗酒,您给全县人民带来了光荣!”爷爷笨拙地站起来,灰白的眼珠转动着,说:“喔——喔——枪——枪”我看到爷爷把那杯酒放到唇边,他的多皱的脖子梗着,喉结上一上一下地滑动,酒很少进口,多半顺着下巴,哗哗啦啦地流到了他的胸膛上。
我记得爷爷牵着我,我牵着一匹小黑狗,在田野里转。爷爷最喜欢去看墨水河大桥,他站在桥头上,手扶着桥墩石,一站就是半个上午或半个下午。我看到爷爷的眼睛常常定在桥石上那些坑坑洼洼的痕迹上。高粱长高时,爷爷带我到高粱地里去,他喜欢去的地方也离着墨水河大桥不远,我猜想,那儿就是奶奶升天的地方,那块普普通通的黑土地上,浸透奶奶的鲜血。那时候,我们家的老房子还没拆,爷爷有一天绰起一把锛头,在那棵楸树下刨起土来。他刨出了几个蝉的幼虫,递给我,我扔给狗,狗把蝉的幼虫咬死,却不吃。“爹,您刨什么?”我的要去公共食堂做饭的娘问。爷爷抬起头,用恍若隔世的目光看着娘。娘走了,爷爷继续刨土。爷爷刨出了一个大坑,斩断了十几根粗细不一的树根,揭开了一块石板,从一个阴森森的小砖窑里,搬出了一个锈得不成形的铁皮匣子。铁匣子一落地就碎了。一块破布里,露出一条锈得通红的、比我还要长的铁家伙,我问爷爷是什么,爷爷说:“喔——喔——枪——枪”
爷爷把枪放在太阳下晒着,他坐在枪前,睁一会儿眼,闭一会儿眼,又睁一会儿眼,又闭一会儿眼。后来,爷爷起身,找来一柄劈木柴的大斧,对着枪乱砍乱砸。爷爷把枪砸成一堆碎铁,然后,一件件拿开扔掉,扔得满院子都是。
“爹,俺娘死了?”父亲问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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