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产生了很不好的想法,可能黛黛或艾尔莎病了,或者她们俩都受伤了,彼得罗和他母亲把她们带到医院去了。或者说是我丈夫进医院了,他可能做了什么疯狂的事儿,阿黛尔带着两个孩子在医院陪他。
我在家里转来转去,简直担心死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忽然间,我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婆婆一定会通知马丽娅罗莎。尽管那时候已经是夜里三点了,我决定打电话给她。我很艰难把她从睡梦中叫醒,过了好一会儿,我的大姑子才接了电话。我从她那里得知,阿黛尔决定把两个孩子带到热内亚,她们是两天前出发的,这样我和彼得罗就能从容解决我们的问题,同时黛黛和艾尔莎也能无忧无虑地过个愉快的圣诞节。
这个消息一方面让我平静下来了,另一方面让我很愤怒。彼得罗对我撒谎了:我给他打电话时,他已经知道了没有圣诞节大餐,两个孩子都不会等我,她们已经和奶奶离开了。阿黛尔呢?她怎么能带走我的女儿?我在电话里发泄了一通,马丽娅罗莎静静地听我说。我问:“我做错了吗?我现在这个处境,都是活该吗?”她用一种庄重得体但同时让人振奋的语气说,我有权过自己的生活,有必要继续研究和写作。然后她说,任何时候我有困难,都可以带着孩子去她那儿住,她的大门永远向我敞开着。
她的话让我平静下来了,但我还是无法入睡。我心里各种滋味都有:不安和愤怒,对尼诺的渴望,还有对他和家人、阿尔伯特一起过节的不满。我成了一个孤单的女人,没有温情,待在一个空荡荡的家里。早上九点,我听见家门打开的声音,是彼得罗回来了。我马上就开始对他大喊大叫:“你为什么不经我允许,就把两个孩子交给了你母亲?”他看起来很凌乱,胡子很长,一身酒气,但好像并没喝醉。他任凭我叫嚷,没有任何反应,他只是用非常沮丧的语气重复了好几次:“我要工作,没法照顾她们,你有你的情人,也没时间照顾她们。”在厨房里,我尽量试着平静下来,我让他坐了下来。我说: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你说吧,我们应该怎么办。”
“两个孩子要和我一起生活,你周末可以和她们见面。”
“周末在哪里见面。”
“在我家里。”
“你家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会决定的:这里,米兰或者那不勒斯。”
他一听到那不勒斯这个词就跳了起来,眼睛瞪得很大,张着嘴巴,好像要咬我。他抬起了拳头,脸上露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表情,让我很惊恐。那是漫长的一刻:水龙头在滴水,电冰箱发出低沉的轰鸣,有人在院子里笑。彼得罗很壮,他的拳头又大又硬,他已经打了我一次,我知道现在他会再次对我动手,可能会当场把我打死,我马上抬起胳膊保护自己。但他忽然改变了主意,他转身用手砸了一个放扫帚的金属架子。假如不是我抱住了他的一条胳膊,他还会一直砸下去。我对他喊道:“别这样,够了!你会弄伤自己的。”他的愤怒使我到家前担心的事情成为事实:我们去了医院。医生给他包扎了,上了石膏。回家时,他看起来甚至有些愉快。我想起了那天是圣诞节,我做了一些吃的。我们坐在桌前,他忽然说:
“我昨天给你母亲打电话了。”
我惊得简直要跳起来了。
“你怎么会想起给她打电话?”
“好吧,总得有人告诉她,我跟她讲了你对我做的事情。”
“这也应该由我来说。”
“为什么,让你对她说谎?”
我又激动起来了,但我强忍着没发作。我害怕,为了避免把我的骨头打折,他又会把自己的骨头弄断。但我看着他微笑着,平静地看着打了石膏的手臂。
他嘟囔了一句:
“这样我没办法开车。”
“你要去哪儿?”
“去火车站。”
我发现,我母亲在圣诞节那天——这是她最看重家庭团聚的一天,她坐上了火车,马上就要到佛罗伦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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