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奥多小儿子的死与这个女孩的谋杀案件这两件事不可能存在任何关联,两起事故的事发地点相隔几百公里。这不过是恶意的讽刺罢了。但里奥草草了解费奥多的证词是不对的,这个女孩被谋杀的情景就如同费奥多所描述,这类事情的发生是可能的。现在,已经无从得知费奥多的儿子阿尔卡迪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里奥从未亲自费神去调查这个男孩的尸体。或者,也许这件事本身一开始就有所隐瞒,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里奥对这次文过饰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当时的行为无非就是奚落、逞威风,以及威胁一个悲恸欲绝的家庭。
内斯特洛夫将军对这次谋杀的细节直言不讳,直接将之称为“谋杀”,而无意用其他东西加以粉饰,认为这就是一桩残忍可怕的犯罪行为。他的坦率让里奥有些担心。他如何能够这么冷静?他的部门的年度数据应该符合事先决定的模式:降低犯罪率,增进社会和谐。尽管该镇人口出现剧增,八万背井离乡的工人大批拥入,但犯罪率应该有所下降才是,因为照理说,就业机会越多,社会就越公平,剥削就越少。
受害者名叫拉瑞莎·佩特罗娃,四天前在火车站附近的森林里被发现。关于尸体被发现的细节尚不太清楚,当里奥想要追根究底时,内斯特洛夫似乎急于顾左右而言他。里奥得到的所有信息是一对喝醉酒的男女跑到森林里通奸时发现了这具尸体。他们被这具在雪地里躺了几个月的尸体所绊倒,尸体在冰天雪地之中被保存得非常完好。她是一名在校学生,十四岁。民兵都认识她,她因性生活不检点而臭名昭著,她不仅跟同年龄段的男孩子发生性关系,还与年长的男子往来;他们因此会给她买一大瓶伏特加。拉瑞莎在失踪当天与母亲发生争吵。她的失踪没有引起重视,因为她扬言要出走,大家还以为她不过是说到做到,没有人去找她。根据内斯特洛夫的说法,她的父母亲在当地也算是备受尊敬的人物,她的父亲是装配厂的会计。他们为这个女儿感到羞耻,不希望做任何调查,因此只能算保密,不能算隐瞒,总之没有对外公开。他的父母亲表示不为孩子举办葬礼,假装她只是失踪而已。当地人无须知道此事,除民兵以外,只有一小撮人知道这次谋杀事件。包括那对发现尸体的男女在内,这些人都很清楚谈论此事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件事很快就能了结,因为他们已经逮捕了一个人。
里奥心里很清楚,民兵只有在刑事案件公开之后才会进行调查,只有在确定能够成功破案的情况下才会公开案件。无法给嫌疑犯定罪这种情况是不被接纳的,而且后果很严重。一桩案件能上法庭只意味着一件事:就是嫌犯有罪。如果案件是困难的、复杂的、模糊的,那么就不可能开庭。内斯特洛夫和他的部下表现得这么平静,只意味着他们相信自己已找到案犯。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调查、出示证据、审问及最终起诉等脑力工作都是这个国家调查小组、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律师队伍的职责。他没有要求里奥协助工作:只是让他观摩一下,希望他们的办事效率能让他大为惊讶。
牢房很小,没有一间像鲁布央卡那样富有创意。这里的牢房一色的水泥墙壁和水泥地面。嫌疑犯坐在牢房里双手被铐在背后。他很年轻,不超过十六七岁的样子,长着成人般健壮结实的骨架,却是一张稚气的脸庞。他目光游离,似乎并不害怕。他很平静,但不是那种沉淀过后的平静,也没看到任何被殴打的迹象。当然有些伤害并不见得会显现出来,但里奥的直觉反应告诉他,他们没有伤害这个男孩。内斯特洛夫指着这个嫌犯说道:
“这是瓦尔拉姆·巴比尼奇。”
听到他的名字,这个年轻人盯着内斯特洛夫,眼神就像一只狗看着自己的主人。内斯特洛夫接着说道:
“我们发现他有拉瑞莎的一缕头发,他有一段时间老是跟踪拉瑞莎——在她家屋外徘徊,在街上挑逗她。拉瑞莎的母亲见过他很多次,她记得女儿曾发过他的牢骚。他过去常常喜欢去摸弄她的头发。”
内斯特洛夫转身对这名嫌疑犯慢慢地说道:
“瓦尔拉姆,把事情经过告诉我们,你怎么会有她的一缕头发?”
“我割了她,是我不对。”
“告诉这位军官,你为什么杀了她。”
“我喜欢她的头发,我想要她的头发。我有一个黄本子,一件黄T恤,一个黄罐头,和一些黄头发。这就是我割她的原因。对不起,我不该这么做。我什么时候才能得到那条毯子?”
“我们回头再说这个。”
里奥打断道:
“什么毯子?”
“两天以前他绑架了一个婴儿,婴儿由一条黄色毯子包裹着。他迷恋黄色。所幸婴儿没遭到任何伤害,但他没有对错的概念,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不考虑后果。”
内斯特洛夫靠近嫌疑犯:
“当我在你的书里发现拉瑞莎的头发时,你为什么认为自己有麻烦了?把你告诉我的内容说给这个人听。”
“她从来没喜欢过我,她一直叫我走开,但我想要她的头发,想要得不得了。而且,当我割她头发的时候,她什么也没说。”
内斯特洛夫转身问里奥:
“你有什么问题吗?”
他希望自己会问什么问题呢?里奥思忖片刻,然后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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