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虽是起源于生活,但生活的恶趣性,却是远远高于艺术。
比如这场离奇荒诞的庭审现场,可以说,除了不远万里赶来的大律师戴雪正在一本正经的办案,再加上李经方正在泰然自若的应诉外。
法庭里的其余闲杂人等,都是抱着看看笑话,最好还能跟着再讹一笔的想法。
戴雪以其资深的职业素养,先是向法庭简要的陈述了一下整个案情的来龙去脉。
听他条理清晰的娓娓道来后,咱们不难发现,这个教案其实本身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原本,是我们基督教的两名好心修女受到监护人的委托,将染病的孩童带回教堂医治,只是在回程途中,偶遇了孩子的亲戚们。
那孩子的亲戚纯粹是胡搅蛮缠,还不等两个修女开口分辩,他们冲上前来就大骂她们是洋婆子,是诱拐儿童,十恶不赦的强盗。
期间,还一直煽动围观百姓,说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诱拐儿童,这天底下,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等等诸如此类,蛊惑人心的话术。
随后,这群蛮不讲理的民众,一哄而上,将两名可怜的修女扭送到了保甲局去,在这其间,还对她们拳脚相加,致使保甲局的官员见到浑身是血的受害者,吓得根本不敢接手。
他们像踢皮球一样,将一群人又踢到了县衙里去,等候公审。
如果不是一名德高望重的法国传教士听到消息,马不停蹄地赶到县署去申请保释,这两名无辜的女性恐怕就要蒙难于此。
当然,至于传教士如何将修女们保释出来的,这件事,你们可以自行询问涉案的官员,那位传教士是花了多少银子,托了多少关系,才喂饱这群贪得无厌的清国官僚。”
说到这里,戴雪用食指推了推因皱眉而向下滑落的镜框,下意识的,他的声调尖细了不少,言语间充满了对清国官员的极度不满和满腹怨言。
“这场闹剧进展到这里,我们原本以为就这样草草收场了,孰料。
两日后,当地一名农妇听信教堂要拐卖儿童的谣言,便向教堂索要她那重病缠身的孩子。
我国的传教士本着爱与救赎的信念,以幼童还需诊治为由,好言婉拒了农妇。
按你们国家的俗语来说,就是我们的好心,被他们当作了驴肝肺,这位农妇回去后,不但不阐述事实,反而还向街坊四邻散播谣言。
说教堂的人抢了她的孩子,又拒不归还给她,并且还要将孩子拐卖到国外,要对孩子挖眼剖心,当做药材食用。
这些不可思议的话一出口,后面的事,想必在座的各位公使大人也都知道了,我就不在这里过多赘述。”
戴雪一边说,一边将手头上写满潦草字母的一张张纸页,搁到一旁。
“法官大人,基本案情陈述完后,我作为控方的代理律师,针对此案,我要向法院提出对大清国的三点控诉。”
在得到大法官的点头示意后,戴雪又将一摞纸页抱到自己胸前的证人桌上,提纲挈领地指出了大清官僚在此案中犯下的“种种罪行”:
“第一,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方官员,他们有义务和责任,要教化愚民,开导百姓。
既然大清政府都同意我国的传教士在各地建堂布道,为何每当我们合理合规的开展宣教行善的活动时,当地民众对我们的敌对情绪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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