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丽娅·科日阿诺夫斯卡娅,十岁。
现在是一名工人。
童年的记忆……童年的记忆里只剩下了恐惧,或是某些美好的东西……
我们的家离军队医院不太远。医院被炸了,我看见,伤员们连同拐杖一起从窗口跌落下来。我们的房子也着火了……妈妈冲进火海,叫喊着:“我要拿些孩子的衣服。”
我们的房子烧毁了……我们的妈妈也烧死了……我们跑过去追她,人们赶上我们,紧紧抓住:“孩子们,妈妈已经救不出来了。”人们往哪里跑,我们就跟着往哪里跑。死尸遍地……许多受伤的人在呻吟,请求帮助。可是,谁能帮他们呢?我吗——十一岁,妹妹——九岁。我和她走散了……
我们是在明斯克郊外的奥斯特罗什茨基镇的孤儿院重逢的。战前,父亲曾经把我们送到这里来参加少先队夏令营。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德国人把夏令营改造成了孤儿院。一切既熟悉又陌生。那些天我们一直在痛哭,一直在流泪:我们都失去了父母,我们的房子都烧没了。保育员都是些上年纪的女人,规规矩矩的德国人。过了一年……我觉得,是过了一年……开始从我们中选人送到德国去。他们不是按照年龄挑选,而是按身高,我呢,很倒霉,个头高高的,就像父亲,而妹妹,像妈妈,个头很小。开来了几辆汽车,周围都是持枪的士兵,把我们赶上车,妹妹叫喊着,被人拽到了一边,向脚下射击。不让她靠近我。就这样,我们又被分开了……
车厢。挤得满满当当的……整个车厢里都是孩子,没有一个超过十三岁的。第一次我们停靠在了华沙。没有人给我们水喝,没有人给我们东西吃,只有一个不知是谁的老头走进车厢,带着一口袋卷着的纸条,上面用俄语写着祈祷词“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给每个人发了一张这样的纸条。
过了华沙后,火车又行驶了两天。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检疫站的地方。所有孩子都被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不论是男孩、女孩,站在一起,我因为害羞,哭了。女孩们想挤到一边,男孩子们想到另一边,但是被他们轰赶到了一堆,赶到水龙头下……水冰凉冰凉的……散发着陌生的气味,后来再也没有闻到过,我不知道里面添加了消毒药剂。什么都顾不上了:眼不是眼,嘴不是嘴,耳朵不是耳朵——给我们一个个进行体检,然后发给了我们和病号服一样的条纹裤子和上衣,脚上穿的是木制的凉鞋,胸前都挂着一个写着“Ost”的小铁牌。
他们把我们赶到外面,排成一列像尺子一样笔直的横队。我想,这是要把我们运送到哪里去吧,可能是去某个集中营,后面有人小声说:他们要把我们卖了。一个年老的德国人走过来,选中了我和另外三个女孩,给了我们些钱,指了指铺着麦秸的大车:“你们坐到上面去!”
我们被带到了一个不知名的田庄……一栋非常高大的房子,环绕四周的是一座古老的公园。我们住进了板棚,一半的地方养着十二条大狗,另一边,就是我们。我们立刻被命令到田间去干活——收拾那些石头,别让它们弄坏了犁和播种机。需要把石头码到一边,码得整整齐齐。可我们穿的是木凉鞋,弄得脚上泥泞不堪。给我们吃的都是馊臭的面包和脱脂的牛奶。
有一个小姑娘没有坚持住,死了。她被放到马背上,驮到了森林里,什么也没有穿,直接就这样埋了。木凉鞋和条纹上衣带回了庄园。我记得,她的名字叫奥丽娅。
那里有一个很老很老的德国人,他为主人喂狗。他俄语说得很差,可经常对我们说,鼓励我们一定要坚持住:“挺住,希特勒完蛋,俄国人胜利。”他走到鸡笼子前,偷几个鸡蛋放在帽子里,藏在自己的工具箱中——他在庄园里还做木匠活儿。他手里拎着斧头,像是去干活的样子,把箱子放到我们身边,观察着四周,冲我们挥手,让我们快点把鸡蛋吃掉。我们喝完鸡蛋,把蛋壳埋进土里。
两个塞尔维亚小男孩招呼我们过去,他们也在这个庄园里干活。和我们一样,当奴隶。他们说出了自己的秘密……他们说,他们有个计划:“我们应该逃跑,不然的话都会死,像奥丽娅一样,埋到树林里,再把我们的木凉鞋和上衣拿回来。”我们很害怕,但是他们向我们保证。是这样的……庄园后面有一片沼泽地,早晨我们悄悄靠近了那边,然后跑走了。我们往太阳升起的方向跑,向着东方。晚上我们就钻进灌木丛中,睡着了,大家都很累。早晨睁开眼,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青蛙的叫声。我们起身,用露水擦了把脸,又向前走。走了没多久,就看到前面有一条公路,应该穿越过去,对面就是茂密而美丽的森林。我们就能得救了。一个男孩趴下,观察着公路,喊叫了一声:“快跑!”我们都跑到公路上,可是从森林里迎面开出来一辆装着武器的德国汽车。敌人迅速包围了我们,开始痛打那两个男孩。
奄奄一息的他们被扔上汽车,让女孩们坐到旁边。敌人说,他们会好的,而你们会更好,俄国猪。他们从铁牌上知道,我们是从东边来的。我们都吓坏了,甚至都没有哭。
我们被带到了集中营。在那里,我们看见:孩子们坐在麦秸上,全身爬满了虱子。麦秸是从田间弄来的,通电的铁丝网外面就是麦田。
每天早晨敲打着铁门,走进来一位微笑的军官和一位美丽的女人,她用俄语对我们说:“谁想喝粥,快到院子里站队。给你们开饭了……”
孩子们站起来,争先恐后地挤着,大家都想喝粥。
“只能给二十五个人吃,”女人清点着人数,“别吵,剩下的人等明天吧。”
我开始的时候信以为真,和小孩子们一起跑过去,推搡着,后来害怕地想:“为什么那些被带去喝粥的人都没有回来呢?”我坐在铁门下最靠近入口的地方,当我们变得越来越少,女人还是没有发现我。她总是站在门口,背对着我清点人数。这持续了多长时间,我说不清楚。我觉得……当时我已经失去了记忆力……
在集中营里,我甚至没有看到过一只小鸟,一只蜘蛛。我心想:哪怕能找到一条虫子也好啊。但是,它们都不在这里生活……
有一天,我们听到喧哗,叫喊,射击声。有人敲打着铁门——我们的士兵冲进了我们的牢房,叫喊着:“孩子们!”把我们抱到肩头,搂在怀里,一人抱几个,因为我们都没有分量,很轻。亲吻着,拥抱,哭泣,把我们带到了外面……
我们看到了焚尸炉的黑烟囱……
我们被治疗了好几个星期,给我们吃喝。人们问我:“你几岁了?”我说:“十三岁……”“啊,我们都以为你也就八岁。”当恢复了健康,我们被带回了太阳升起的地方。
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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