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部分（第1页）

序（1）

李菁是2001年到的生活周刊，2001年我们刚被赶出净土胡同，在安贞大厦找到了一个安逸的家，她就来了。刚来时候，我对她没有印象，依稀中似乎听李鸿谷介绍，她是刚来的记者。那时候李鸿谷也是刚从武汉到周刊不久，立足未稳。社会部有一个与高昱几乎同一年入职的老兵王珲，李鸿谷难以调教。随后几位都是在李鸿谷之后入职，如巫昂，本名陈宇红，福建人，这个笔名可充分展示她身上那种不会枯竭的欲望。如郦毅，个子高高，说话似乎总胆怯着细声细气，她是高昱的同学。如金焱，一个喜欢穿靴子的哈尔滨姑娘。2000年我说服李鸿谷到北京，就是希望他能拉出一支可在周刊开始采访突破的队伍，改变周刊原来不以事实轻易地说三道四的习惯。为了充分调度他的可能性，我把原来做社会报道已经形成定势的高昱专门调去搭起一个经济部，把地盘腾给李鸿谷。与社会部相对，经济部当时几乎全是男丁：高昱加上陆新之，加上李伟与黄河。

社会部这些女子中，当时李鸿谷自然最看好与亲近金焱，金焱也确实在周刊新闻突破的开端充分展示出了其魅力。我记得她第一篇令我们激动的稿子，是通过采访各种当事人，还原了郑州一家银行4分钟的抢劫案所有的细节。在当时要从半月刊转向周刊的迫切氛围中，这样的报道显然有里程碑的意义。随后，石家庄凌晨发生爆炸案，她当天晚上23点赶到现场，一个小女子，要了一辆出租车就闯进当时被封锁的禁区，以致警察在后面驱车追赶，直到将她俘获。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根本就没有记者证，她硬是靠凛然正气挣脱了追究，回来做成了一篇非常扎实的《石家庄爆炸：不吉祥的16》。

李菁在这种背景下，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当然困难重重。她在周刊立足，其实是从突破何振梁开始。2001年的年终回顾，李鸿谷做刘丽英为封面，作为附带，她发表了独家对何振梁的专访。按当时周刊有限的影响力，突破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实在超乎想象。但说实在的，那时她仍未真正进入我的视野。现在回头看，如果对比在这同一期上高昱发表的，篇幅同为六页的关于龙永图的文章，李菁深入挖掘一个重量级采访对象的能量其实已经显而易见——高昱并未采访到龙永图，却洋洋洒洒自信十足地写了六页，这是一种靠意念做文字繁衍与靠对采访对象拓展构成文字结构的差别。但我当时，更关心李鸿谷在整体采访中与其他媒体竞争的实力，实在无暇顾及这样一个留着短发、眼睛很大的姑娘。

真正注意到她是2002年。首先，“4·18”韩国空难，周刊第一次主动派记者出国采访突发事件，因为要求采访时间特别紧迫，而社会部当时仅她一人手中有护照，这给了她一次偶然的机会。这次采访的完美完成，体现了她非常出色的对困难采访环境的迂回能力。紧接着，10月，印度尼西亚发生巴厘岛恐怖事件，她又独自一人，在孤立无援的前提下，独立完成了一个封面故事。这让我对她刮目相看，我始终觉得，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是心力——心高气傲与舍得付出结合的结果，而能否在瞬间产生激情也至关重要。激情决定兴奋能力，一个好记者在进入任务后都会无法抑制地兴奋，李菁就是这样的一个记者。无法想象，没有激动、无动于衷的记者能够在采访中焕发出非凡的动力。

序（2）

作为一个主编，我以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要发现每一个记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将它们组织起来，才可能成为一个媒体的可持续发展方向。李菁的独特方向应该是从2003年她做年终回顾，采访高耀洁之后发现的。那个年底，她在高耀洁家里，与她一起生活，记录下她自己对这个采访对象贴切的感受。这篇报道，使我对她有了进一步理解。这个理解是，第一，她是靠直觉，而不是靠理性判断去寻找采访道路，这样的直觉依赖于她容易体会采访对象。换句话说，她依赖于通过心灵的牵动去深入采访对象。第二，因为凭感性，她会更多地通过细节感受采访对象，这些细节有时是碎屑，于是她经常会苦恼于结构。这种结构努力的结果，经常是从开头到结尾，叙述一个线性长度，而非一个空间的营造。但她善于将细节串联成较为丰富的整体，她不喜欢枯燥的理性叙述。第三，她对传奇、趣味有本能的好奇，她的好奇心会不断推动她的追索能力，它们帮助了她的线性叙述，使这种叙述能牵动人心。清楚她的长处短处后，其实她的发展方向已经清楚了。

我起先还未考虑到“口述”这个栏目，我希望她能在写高耀洁的基础上，写一些丰厚而扎实的人物。

2005年，周刊增加了每期篇幅，开始了向综合性周刊发展的努力，但“口述”的方向一开始却没有出现，所以说，这个栏目是她自己，朝着自己兴趣的方向磨合出来的。这一年的抗战系列报道，突出了她对历史人物的兴趣与在重写历史中采访“遗老遗少”的能力，在对抗战历史现场的重新触摸中，她总能“柳暗花明”，找到那些更为感人的东西。她告诉我，相对光鲜的人物，她对尘封的那些人物身上已经过去的历史烙印甚至苦难更感兴趣。之后，她利用去纽约开会之机采访到了唐德刚；因为对杨沫当年生活八卦的好奇，又采访到了老鬼。对老鬼这篇专访发表在2005年的最后一期，其实也是“口述”这个栏目实质的开头，只不过这个栏目到2006年1月，推迟了一年开栏而已。

从某种意义，这个栏目也可以说是一种移植。

1998年，因为张新奇的牵线（他80年代曾与韩少功一起在海南创办了《海南纪事》），刘波当时愿意投资来办一本记忆杂志，因为借用广东侨办的刊号《华夏》，所以叫《华夏记忆》。李陀、汪晖、罗点点，在一起帮我策划这本杂志时，都曾认为，个人史可能促进我们更丰富深入地认识20世纪中国，变成一种新的精神财富。在策划与搭建这本刊物时，我曾以为，它与生活周刊将来能成为一个向前探究，一个向后探究两个互为影响的方向。当时编成的第一期，曾令许多知识分子感觉到一种分量，它以罗点点回忆“*”中他的父亲罗瑞卿为封面，黑色为底，整本内容很有精神价值。遗憾的是，出版后竟马上就遭遇了“文化商人”的质疑。当时刘波手下负责媒体投资的一位深谙美国商业媒体操作的老板首先发问，请问这本杂志的读者对象是谁？老人吗？那么广告对象是谁？没有广告，定位显然是有问题的，投资也就不能支持。于是，《华夏记忆》的第二期马上变成了姜文的记忆，封面为翠绿色，时髦了。那时大家都怕陈旧的东西，当然也就不可能明白，时髦其实是没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序（3）

李菁的“口述”，由此通过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变成了原来《华夏记忆》在一本刊物上想实现而未能畅快淋漓体现的想法的具体实践。也许，一整本的记忆形态确实过于单一，其沉重与苦难难让习惯了时尚生活的读者消费。但作为一个栏目，它恰恰成为一本杂志五彩斑斓中一种也许是相逆的色调，竟解决了年轻读者有可能的阅读障碍，反而给他们别样情调。有了这个栏目，不仅李菁的兴趣有了寄附，而且解决了她个人与读者的一种独特联系。应该说，这个栏目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投入了极多她自己对那个时代氛围的追索。每接近一个人物，她都要做大量功课，以使自己走进这个真实历史人物的生存之中。通过这种走近，拉近了对这个人物与他所包裹的历史的观察，这样的口述更多是对人物历史充满好奇的观察后追问的结果。这种追问结果在被整理过程中，又被赋予了许多李菁自己的情感，由此往往因为细节被情感叙述着而充满感染力，突破了历史记忆原来的单一化叙述，这正是这个栏目能够迅速被各种类型读者喜欢的原因。这样的栏目既然形成，就已经成为李菁的一种精神寄附，她的精神气质与她所面对对象的精神气质在这个过程中融为了一体，就能构成一种特殊价值。所以，既是李菁的“口述”，就不能再让别人以别样的气质来染指了。

李菁的“口述”于是就一期期坚持下来，我们制定的规则是，有则一篇篇倾心去做，无则不强求，所以这个栏目不定期、不规则出现，现在仅三年，已经结集成这样一本沉甸甸的记录。这是她一步步深入一个个活生生人物，不断去感遇、丰富、拓展着的历史，其中的心血无须冗言。写得最好的部分，应该是她充满情感去感动的部分，她被那种在复杂历史背景下背负苦难，坚韧磨砺着的质地丰厚的生命所吸引，突出了其中她仰慕的人格魅力，使它特别牵动人心。我一直觉得，这个栏目，实际通过叙述细节的挖掘，丰富了个人史书写，而个人史对于恢复历史的真实全貌，又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我们对历史的追究需要突破现有、现成、简单的结论，这一定是从个人史角度的突破。只有恢复了一个个在历史环境中真正真实丰满的人，才能探究出这个个人对历史的真正意义，也才能对今天的现实构成真正的启迪。

当然，以自己的基点去探究另一个人大于自己的体积，从这个时代去认识那一个时代，是需要一步步地迈台阶的。这大约是李菁下一个五年所要在这个栏目中去努力的——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去认识时代烙印与一个个个人生活在其中的冲突，去体会每个历史节点每个人身上更真实的生存境遇。这意味着更多地解脱这个历史人物身上已经黏附得太多的符号，更真切地还原出一个个矛盾的个人。以一种更清醒的态度来认清我们身后的历史，是今天我们向前走的需求，所以理应对这个栏目寄予厚望，它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往前走无价的财富，成为明天繁荣的基础。

记于2008年10月23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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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格格—金默玉（1）

∷∷口述　　金默玉

1918年，流亡于旅顺、仍沉浸于恢复大清帝业的肃亲王善耆迎来了他的第38个孩子，他为这个小生命取名爱新觉罗·显琦——90年后，当“公民金默玉”回望当年身为肃王府的十七格格时，这位最后的格格，也完成了对中国最后一代王朝的记忆和见证。

她像所有想摆脱出身阴影的人一样，试图用劳动来洗刷掉自己身上“十七格格”和“川岛芳子之妹”的烙印，以至于从此九节脊骨坏损，“天气稍一阴冷，浑身都难受”。1996年，78岁的金默玉在廊坊开发区创办了“爱心日语学校”，而后的“东方大学城”正是在这所学校基础上创办的。在廊坊的家里接受采访前，保姆先为老人递上毯子盖住双腿，很默契地送上香烟、打火机和烟灰缸。老人抽烟的频率很高，几乎一天一包。这也是秦城生活落下的习惯，在监狱里，每当腰疼得受不了时，她就靠香烟顶过煎熬。每一位见过金默玉的人，都会惊讶于她历尽沧桑后的达观和幽默。

末代肃亲王

1922年父亲去世时，我只有4岁，所以我对父亲没什么印象，我也是从书上知道他的许多事情的，比如当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后，是父亲审的他。父亲见汪精卫谈吐不凡，很爱惜他，虽然两人在保皇与革命的问题上谁也说服不了谁，但父亲觉得汪精卫是个人才，所以汪精卫能免于一死，父亲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家是正宗的正黄旗，追根溯源，我们这一支的祖先、第一代肃亲王叫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他骁勇善战，后来成为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皇太极去世后，他与多尔衮争皇位，多尔衮得势后，他备受*，很早就去世了。

父亲爱新觉罗·善耆，是第10代、也是末代肃亲王。如今很多史学家都认为他是位开明之士，当年他极力主张君主立宪，也曾向西太后谏言过，但西太后听后不悦，把他和恭王一起给轰下去了。父亲下去后大哭一场，觉得清朝完了。西太后每年过生日，那些王公大臣都要进贡，父亲想让她见识一下国外那些先进东西，告诉她“人家文明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大清朝别再妄自尊大了”。他处心积虑，让人从英国、法国运来了好多东西，比如沙发、摇椅、望远镜、留声机等等。但那些东西运回来后，有人说：肃王要篡位。他一生气，就把它们留在自己家了，我小时候还玩过。我记得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八音盒，像钢琴那么大，16个人都抬不动，上面有很多小木人，启动后，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敲锣、有的在打鼓，特别好听，后来也不知道哪去了。

刚过40岁的父亲出任民政尚书，相当于今天的部长，在当时的清政府里已算非常年轻的“官员”了。他在全国推行警政、户口、卫生、市政等方面的建设，他接管“崇文门税务监督”后，给大家都涨了工资，告诉大家绝对不许收受贿赂，有点像今天“高薪养廉”的意思。后来有人跟西太后说：肃王管得挺好的。谁知道西太后说：“那肃王以后不干了，谁接管他？”意思是说没油水可捞，还谁愿意管这摊啊？由此可以想见，那时的清政府已经溃烂成什么样子了。

父亲对清朝忠心耿耿，1912年，他痛哭流涕反对溥仪退位，是唯一拒绝在退位诏书上签字的亲王。溥仪逊位后，他跟全家人说，国家都亡了，个人生活不能太奢侈，所以要家里人穿得简单些。母亲她们都有丝绸，也不能故意扔了，所以平时就在外面穿一布衣。我的三娘特胖，怕热，只有她平时可以穿一件纱衣。其他人上下都得是布的，不许穿丝的。所以父亲死后被溥仪“赐”谥号为“忠”，追封为“肃忠亲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最后的格格—金默玉（2）

父亲在56岁那年暴病而死，有1位正夫人、4位侧夫人，生了38个孩子，我是最小一个，肃王府里的十七格格。我有21个哥哥，16个姐姐。现在很多年轻人好奇，问我能认全那么多哥哥姐姐吗？怎么认不全呢？男的跟男的排，女的跟女的排，最小的哥哥叫二十一哥或小哥哥。在王府里，我们管正夫人叫“奶奶”，管自己的母亲叫“娘”，我的生母是第四侧夫人，我对母亲印象不多，只记得她挺好强的，老是盘腿看书。母亲是在父亲去世之前死的，据奶妈她们说，母亲是侍候父亲累死的。就这样，我4岁那年，一个月之内没了父亲和母亲。

旅顺岁月

1918年我在旅顺出生时，父亲已从北京流亡到旅顺6年了。当年父亲一心想利用日本人复辟清朝统治，策划“满蒙独立”。日本人就在旅顺给他预备好了房子，让父亲过来“共商大计”。

我们在旅顺的房子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当时那一片叫“新世界”，地址也是按日本人的习惯，叫“镇远町十番地”。我只记得小时候的旅顺有山有海，特干净，也安静极了，一辆汽车都没有，街道两旁都是洋槐，6月傍晚的时候，整个“新世界”都是香的。解放后我又去了一次旅顺，跟印象中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原来的房子还在，但经历了许多变迁，也被弄得乱七八糟的，一会儿住解放军，一会儿住苏联专家，后来还做过小学校。当年门口还立了一个牌子，说我父亲如何反动之类的，现在不知道什么样子了。

父亲在世时，我和他的接触也不多，父亲是“王爷”，基本上都在王爷府里待着，不像咱们现在出入那么随便。我们这些孩子，各有各的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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