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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不用打草稿(第1页)

说话这事儿挺吃亏的,我们知道说的没有唱的好听,同时,说的也没有写的漂亮。

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话剧,其中最爱北京人艺的《茶馆》。那时候,《茶馆》的演员都是大家,于是之、林连昆、黄宗洛,这些老一辈艺术家真的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那时候我们都不叫看《茶馆》,而是叫听《茶馆》。就是说,到了剧场,你根本不用看台上,只要闭着眼睛听,就会感觉像是在听一首交响乐一样,特别享受。

现在回过头来分析《茶馆》里的那些词和句子,你会发现其实非常简单,看上去就像平时说的话,但当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变成一首特别棒的清末民初的市民交响曲,可见老舍先生的功力了得。

都说人生如戏,但生活中的话永远都比不过戏里的对白。

看清了这一点就该明白,我们平时说话最好不要有负担,不要因为说不出像文学家在创作时写出的妙语而自卑。因为文学创作就是文学创作,当谈话进入写作,它就背负了很沉重的责任,要负责起承转合,要负责构成事件,要负责推进情节,要负责表述人内心的想法。如果把这些压力压在一个人的日常对话上,准垮掉。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说话的时候,通常这些责任能背上一个就不错了,我们都是很轻松、很自然,用自己的嘴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非常容易。但是在文艺作品里,每一个角色都背着这么重的责任,作家就必须字斟句酌,希望这个角色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在作品里都能起作用,最好能一语双关,一字值千金。

汪曾祺先生在写《沙家浜》的时候,有一句唱词最初写的是“芦花黄芦花白稻谷黄,柳树成行”,上面的人不满意,说这两个都不在一个季节,而且很拗口,就让他现场改一改。汪先生想了一会儿,改成了“芦花放稻谷香,柳树成行”,一个用了视觉,一个用了味觉。这次上面的人说好多了,但又说“柳树成行”没有意境,应该改成“岸柳成行”。最后完成的唱词就是“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所有人都觉得非常好。

汪先生算是语言艺术的大家了,但是他在生活中说话可是没有这种意境的。当时知青下乡,汪先生的女儿也在乡下。后来知青们都在想各种办法回城,他女儿也想回来,就让他给写一个证明。汪先生想了一晚上,写了一封信让女儿带回去。所有人都对这封信特别期待,你想啊,这可是《沙家浜》的作者写的。结果革委会的人看了之后就拿着信去找汪先生的女儿,问她:“这是你父亲写的吗?他是写《沙家浜》的汪曾祺吗?”汪先生的女儿说是。革委会的人还是不相信,就把信递给她,让她自己看,只见上面写着:

我想让我女儿回来,你们必须批准。

事实就是这样,汪先生能写出样板戏里那么漂亮的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可是现实生活中写信却十分平实,他也可以很自然地说话。这就是文字表达的语言和说的语言的差距。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探讨的是,我们怎样才能从僵硬的文字里、读本里脱离出来,找到更生活化的语言呢?

甲午中日战争失利,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迫于日本的军事压力,中日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当时,清朝派出李鸿章等赶往日本马关,到那里去和日本派出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会面。到了之后,伊藤博文将双方的会面地点定在了一个叫“春帆楼”的地方。楼对面是个海湾,两边有山,水面不宽。当时,日本军舰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一直在河面上开来开去。这样做就是想造成一个假象,让李鸿章以为日本有很多舰船,给他施加心理压力。其实李鸿章早就看出来了,但他没说破。

我猜你现在肯定很好奇:当时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一见面,他们是怎么说话的?都说了些什么呢?

对于类似的问题,我曾经也很好奇。比如,过去在电视上看到毛主席接见外国友人,只能看到他们的嘴在动,却听不到声音。他们说的是什么?是不是像咱们普通老百姓一样说话,比如见面打招呼说“吃了吗”“路上累不累呀”。这都是我的想象,我当时觉得自己想的肯定不对,毕竟那是国家领导人,说话怎么可能跟我们普通老百姓一样呢?直到有一次我看到了一段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我才发现原来我想的没有错。

那是一段周恩来总理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录像,是同期声,十分难得。两个人见面握手之后就坐了下来,周恩来总理先开口问:“这一趟感觉怎么样,都去了什么地方?”斯诺回答说去了杭州。周恩来总理又说:“杭州是个好地方啊。”说着又给斯诺递了一根烟,说:“抽根烟吧。”接着帮他点着,然后开始给他介绍国内的经济情况。到了吃饭的点儿,周恩来总理拿着菜单说:“我看看今天都准备了什么菜。”又说:“不管准备了什么,你不能跟杭州比,因为杭州是个会做饭的地方,我们北方做的不如那里。”整个谈话过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大家是不是觉得很亲切?如果没听到这个同期声,一个国家领导人和一个外国记者,我们是想象不出来他们是怎么说话的。

再回到我们刚才说的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对话上。看到这儿,我想大家也大概猜到了一些。

见面之后,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先是寒暄。伊藤博文说:“中堂此来一路顺风否?”李鸿章说:“很顺,感谢先生在路上为我准备了一个能休息的公馆,所以我休息得很好,让您费心了。”伊藤博文赶紧说:“哪里哪里,您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里一路都是蛮荒之地,实在是配不上阁下的身份。”

寒暄结束之后,两个人开始正式进入谈判程序。进入正式程序之后也不像我们在电影、电视剧里看的那样,怒目而视,剑拔弩张,甚至一句话不对就打黑枪、关黑屋。这个过程非常平静和友好,两个人开始互相交换材料,证明双方是各自国家派出的特命全权大臣,接着检查材料。结果还真发现了问题,伊藤博文给的材料上是天皇的签字,李鸿章拿的材料上盖的却是慈禧太后的大印,一个签字,一个印章,问题就这么出现了。伊藤博文说:“你们的文书只有盖章没有签字,你们也应该签字。”这时候,交锋开始了。李鸿章说:“我们大清帝国就是用御印来代表的,你们不能总是按自己的规矩来。”伊藤博文说:“应当遵守国际惯例。”

后来双方谁也没说服谁,但也都认可了对方的方式。到这时候,双方就开始确定接下来两天的谈判日程。那么接下来两天要谈什么呢?基本上就是清朝战败了得赔款,这是双方都认可的事,然后又都表示说,希望谈判的时候双方都能互相宽容一点,给彼此留一些余地,最后确定了下一次谈判的具体时间。到这里,第一天的谈判就结束了,就是这么简单。双方的态度也都很平和,语言也很平实,一两千字而已,跟两个普通人谈话没太大区别。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这一段关于《马关条约》谈判的资料我是偶然在一本书上看到的,这本书叫《东行三录》。

回归说话的简单,是件重要的事儿。既不用过分要求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把话说得精彩而束缚了自己——这是给自己松绑,也不要因为觉得历史重要,而总觉得重大历史场合说的话也不能放下来,这是给话语本身松绑。

所以你看,别执着于好听,好用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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