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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历史是当前学术界的一种潮流，若借着《水浒》这个标本对中国历史进行反思。那么《水浒》中所折射出来的就是中国的国民本质。

以一个普通百姓的眼光看《水浒》，在阅读中感悟出些什么。也应该是见仁见智了，自《水浒》问世以来，这种阅读状态应当是最普遍的。普通人看《水浒》会觉得好看、痛快，这种简单的感受实质上揭示了人的最本质的阅读功能：阅读从来不是像外科大夫那样去解剖一个东西，如果这样的话则索然无味。

对中国人而言，《水浒》能最大程度地提供这种功能，那么就必须从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来作解释，才能真正看出我们的国民本质。

评《水浒》要出新意确实很困难。但一部小说问世后，受到了那么多不同层次、不同职业的国人关注，从达官显贵到引车卖浆者之流，从博学鸿儒到穷乡僻壤的酸秀才都愿意对《水浒》说上几句，这个社会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

是忠义，还是诲盗

宋江的思想左右了梁山的发展，也使读者对《水浒传》产生了不同的认识，身为梁山首领的宋江究竟在想些什么？是每一位读者都想知道的问题。大嘴在此与读者共同探讨一下。

从晁盖劫生辰纲而上梁山，到宋江举义同官军对抗，再到受招安，再到毁灭，梁山上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兼备领袖头脑和气魄的宋江率众屡败官军，却为何不想推翻朝廷自己做皇帝呢？上梁山前后的宋江其思想究竟有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决定招安的？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招安？《水浒》的确留给了我们太多的谜。

第一章　说水泊　道梁山（4）

大嘴汇总许多观点：认为主要的看法有两个。

第一是忠义说。

忠义说认为《水浒传》所宣传的是忠义思想，它通过108条好汉上梁山的经历，以及受招安，最后悲剧性的结局，无不体现了“忠”和“义”？提出这个忠义说的，最具代表的是明代的李贽，就是李卓吾，他根据小说的故事情节认为，宋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报国，所以他的忠义思想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

第二是诲盗说。

诲盗说出现在李贽以后，诲盗说认为，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

这个观点出现在崇祯十五年，这时李自成、张献忠，还有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明朝灭亡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有一个人叫左懋第的官员，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本，他认为是《水浒传》教坏了百姓，让他们做强盗学宋江，他举出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有一个叫李青山的强盗占据了梁山，当时政府多次围剿，没有把他剿灭下来。而且因为梁山是处在运河的边缘，在中国隋代以后，运河是国家的一条生命线，叫做漕运，而梁山就在运河的附近，随时可以打劫运河里的船只。

左懋第在奏本里面讲到这个问题，说如果不禁毁《水浒传》，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强盗以它为榜样，从而使天下大乱。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遂将《水浒传》这部小说当做禁书查封了起来。金圣叹也是持这种观点，我们知道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时，从艺术上对《水浒传》的评价很高，就是《水浒传》描写人物写得很好，叙事的水平很高，文字技巧达到很高的境界。但是，他对《水浒传》的思想是否定态度的。因此他才出了一个把七十回以后砍掉的这样一个版本。

英雄侠义的化身

《水浒》位列于四大名著，它宣扬的主义是什么？大嘴认为是人们把他看成了一部英雄的史诗，宣扬的是英雄主义。

如果通读一遍《水浒》的文本，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梁山好汉的行事有相当数量是经不起道德理性的审视的，但让大嘴和大家都感到疑问的是：几百年来梁山好汉在民众心中一直是被赞美对象，是英雄侠义的化身，原因何在？

若是认真分析的话，演绎轰轰烈烈的梁山好汉的非凡人生故事的《水浒》，就是一部“匪魂颂”。“匪魂”是借用鲁迅先生语，鲁迅先生在《华盖亭续编？学界三魂》里曾说过，在中国的国魂里，有一个官魂，一个匪魂。

闻一多先生当年也曾称引英人威尔斯《人类的命运》中的一个观点：“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关于儒？道？匪》）据闻一多先生解释，威尔斯所说的“土匪”，包含着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游侠传统。而《水浒传》歌颂的就是封建体制下英雄们压抑人生中的“匪魂”。

它既有反抗社会的黑暗不公的一面，如鲁智深的禅杖打开生死路、戒刀杀尽不平人；也有痛快淋漓的物欲追求，如武松、三阮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还有非理性的凶险的破坏力量，如李逵将众生砍得血肉横飞的两把板斧，这三者复杂地交融在一起，成为民众精神层面不可小视的构成部分。

《水浒》一书中细腻地演绎了智取生辰纲一段，这让好汉们发了一笔横财，人无外财不富嘛！但由于这场行动一开始便将好汉的对手——梁中书和官军定为不义的一方，它也便具有了某种正义色彩。就是说英雄好汉们拦路抢劫也算是正义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说水泊　道梁山（5）

读者也对好汉们通过打劫官府的不义之财来改变自己命运的绿林行动比较欣赏，而行动的参与者吴用的机智和阮氏兄弟的快人快语、热血豪情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都会无形中影响人们对整部书后面内容的总体判断，很早就将同情赞美放在了梁山好汉这一边。

再有，全书结尾写的是众好汉受招安后抵抗外侮，吊民伐罪的事，这都是正面内容，而征方腊时众多勇武的好汉如风扫落叶般凋零殆尽的悲剧结局，无疑也引起了读者深深的伤悼与悲悯。

这样看来，一部《水浒》，它的开头和结尾都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正面内容，而现代心理学研究又恰恰指出，在对一个事件的叙述中，开头和结尾对人的记忆和判断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人们阅读按上述顺序来叙事的整部《水浒》时，自然而然地忽略了一些本不该忽略的问题。

那么，英雄们在追求什么呢？就让人有些搞不懂。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水浒》的叙事顺序不是如现有的这种安排，而是把第三十六至第三十八回宋江发配江州遇到那群为非作歹鱼肉众生的好汉的情节放在全书的开头或结尾，人们对整部《水浒》又会是何观感呢？

但无论怎样，《水浒》自成书以来，对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产生了绝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所说：“今我国民绿林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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