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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来跳去的罗素（第1页）

若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革命气节作为标准，罗素绝非立场坚定之人，哪怕他毕生反战，为此先后入狱两次，也依旧摆脱不了——请恕我借用一种久违了的政治话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天的脆弱性和动摇性。

这个特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当晚一览无遗。1918年11月11日11时，当广播中传来停战消息，人群从伦敦的各个角落蜂拥而出，陌生的男女在路中相遇并接吻，空气里满是节日与荷尔蒙的味道。出狱仅仅两个月的哲学家罗素先生混迹人潮之中，虽然对于这一刻的到来期盼已久，此时却像十足的文艺青年那样旁观着众人的快乐，感到“一种异样的孤独，仿佛是从另外一个星球偶然落到地球上来的一具幽灵”。

之所以会有如此不合时宜的疏离感，是因为罗素清醒地体认到自己从来都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社会主义者，或者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就其深义而言，我从来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人。”这种怀疑论的念头就像春天里的小蛇蠢蠢欲动，让罗素虽然渴望与人群融为一体却每每产生自欺欺人的幻觉，并一再诱使他对各种主义和行为的意义心生疑虑。

事实上，早在一战爆发之前，罗素就深陷于难以自拔的纠结之中：作为爱国者，他热切地盼望德国人战败；作为人道主义者，他痛恨一切对青年人的大屠杀；虽然最后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战运动的洪流之中，但在骨子里罗素总忍不住怀疑和平主义的行为完全是“徒劳无益”的。有趣的是，帮助罗素打消虚无感的恰恰是他的对手。来自伦敦法院的起诉，剑桥三一学院对其讲师资格的剥夺，以及1918年5月被投送入监，这一切政治高压行为都明白无误地告诉罗素：政府并不认为他的抗议活动是徒劳无益的！

罗素的动摇不定还表现在他对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以及四分五裂的中国社会的复杂心态上：他厌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粗鄙轻薄与蛮横冷酷，却承认“这正是此时此刻俄国所需要的政府”；他从不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自问如果中国人反问他，在西方列强虎视狼窥的情况下，不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中国何以救亡图存？他自己却也无言以对。

这种优柔寡断的思想作风让罗素在风云激变的非常时刻显得很不给力。他对苏联和中国的访问都不怎么成功，那些热衷于布尔什维克的北京学生们不喜欢他的渐进主义论调，而胡适也对罗素的中国到自由之路前必先经历“专政”阶段的观点耿耿于怀。

罗素的尴尬之处在于，他虽摇摆不定，却又绝不是左右逢源，这让我想起崔卫平女士批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时的几个妙论。她说，“作为一个持不同梦想者”，导演姜文的最大问题在于“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得不够远。刚走几步，就不放心起来，就要看看别人正在干什么，或者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步伐就会变得十分迟疑、摇晃，就会显得是‘跳来跳去’的……”相比之下，崔卫平更欣赏《海上钢琴师》中那个演奏家的果敢决绝——“他们这种人抱定决心，将空中楼阁进行到底。如此创造了另外一套不同于这个世界的王国与秩序，这个才有看头啊。”

罗素的摇摆不定看似与姜文的跳来跳去并无二致，但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姜文是一个电影筑梦师，而罗素则是一个现实世界的批判者。对于姜文，人们可以要求他在电影世界中将空中楼阁进行到底，可是罗素却无法容忍自己成为这样的狂热迷信之徒，因为他深知在复杂的历史处境下面，没有人可以一劳永逸地置身于理性、真理和光明的世界，而将敌手贬为愚昧、荒谬和黑暗的另一边。

1950年，78岁的罗素因“捍卫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词中诺贝尔委员会形容罗素“既是一个怀疑论者又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这个判断可谓一针见血，恰如罗素本人所言：“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

不消说，罗素这样的人越多，建设人间天堂的可能性就越小。不过罗素虽然缺乏为任何信仰献身的死亡意志，但却有捍卫个体尊严的匹夫之勇：“且不说我是否在做任何有益的事情，如果我不继续做的动机竟似乎是对其后果的恐惧，那么我是决不能罢手不干的。”

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罗素所真正坚持的思想和行动底线，也正是这一点，让跳来跳去的罗素与所有的虚无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都划清了界限。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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