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78部分（第1页）

她不像于谦王直那样经验丰富，能够善断，也没有别的办法，听说能用钱换回自己的丈夫，便收集了自己几乎所有的财产派人交给也先，只求能换得人质平安归来。可是结果让她失望了。

之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于谦主持大局，朱祁钰成为了新的皇帝，朱祁镇成了太上皇，朝廷上下都把他当成累赘，再也无人理会他，更不会有人花钱赎他。

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就发生在这个女人的眼前，在这段日子中，她充分体会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面对着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她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做些什么去换回自己的丈夫，于是她只剩下了一个方法——痛哭。

哭固然没有用，但对一个几乎已经失去一切的女人而言，除了痛哭，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整日除了哭还是哭，白天哭完晚上接着哭，所谓“哀泣吁天，倦即卧地”，孟姜女哭倒长城只不过是后人的想象，在由强者书写的历史中，历来没有眼泪的位置。

痛苦没有能够换回她的丈夫，却损害了她的身体，由于长期伏地痛哭，很少活动，她的一条腿变瘸了（损一股），到最后，她不再流泪了，不是她停止了哭泣，而是因为她已哭瞎了眼睛，再也流不出眼泪（损一目）。

她已经无能为力，唯有静静地等待，等待着奇迹的发生，等待着丈夫在某一天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

这个已经瘸腿瞎眼的女子就此开始了她孤独的守望，虽然前路茫茫，似乎毫无希望，但她始终相信：

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的。因为他也知道，这里有一个人等着他。

钱皇后希望自己的丈夫回来，朱祁钰却不希望自己的哥哥回来。

作为领导了北京保卫战的皇帝，朱祁钰的声望达到了顶点，而相对于他打了败仗的哥哥而言，此刻的朱祁钰早已是众望所归，大臣们向他顶礼膜拜，百姓们对他感恩戴德，而这种号令天下的快感也使得他终于明白了皇权的魔力，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要来争夺这个位置。

他倚在龙椅上，看着下面跪拜着的大臣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舒适感。

是的，这是属于我的位置，属于我一个人的位置，我不再是摄政，不再是代理，现在，我是大明王朝至尊无上的皇帝，唯一的皇帝！

至于我的好哥哥朱祁镇，就让他继续在关外打猎吧（北狩），那里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我相信他会喜欢并习惯这种生活的。当然了，如果他就这么死在外面自然更好，那就一了百了了。

哥哥，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就此永别吧。

在权力面前，从来就没有兄弟的位置。

在我们的印象中，建立不世奇功的于谦此刻应该风光无限，万众归心，事实也是如此，但与此同时，他的烦恼也来了。

所谓树大招风，人出名后总会有很多麻烦的，古人也不例外。

在北京保卫战胜利后，朱祁钰感念于谦对国家社稷的大功，给了他很多封赏，授予他少保（从一品）的封号，还打算给他的儿子封爵。

于谦独撑危局，力挽狂澜，朝廷上下心里都有数，给他这些封赏实在是合情合理，理所应当，但于谦却拒绝了。

他推掉了所有的封赏，说道：让敌人打到京城，是我们大臣的耻辱，怎么还敢邀功（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但朱祁钰执意要他接受，无奈之下，他只接受了少保的职衔，其他的赏赐仍然不受。

朱祁钰无奈，只得依从了他。而于少保的称呼就此流传下来，为众人传颂。

于谦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明代官俸很低，于谦是从一品，但仅凭他的工资也只能糊口而已，他为政清廉，又不收礼受贿，家里比较穷，后来被抄家时，执行的人惊奇地发现，这个位极人臣的于谦竟然是个穷光蛋（及籍没，家无余资）。

但就是这样一个德才兼备的于谦，竟然还有人鸡蛋里挑骨头，找借口骂他。

第一个来找麻烦的是居庸关守将罗通，他向皇帝上书，说北京保卫战不过尔尔，且有人谎报功绩，滥封官职，文中还有一句十分有趣的话——“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

这位仁兄很明显是一个心理不平衡的人，他的目的和指向十分清楚，连后世史官都看得明明白白——“意益诋于谦、石亨辈”。

于谦万没想到，竟然还有人这样骂他，便上奏折反驳，表示北京保卫战中被封赏者都有功绩录可查，且人数并不多，何来滥封之说，他十分气愤，表示如果罗通认为官职滥封，大可把自己的官职爵位收回，自己去干活就是了（通以为滥，宜将臣及亨等升爵削夺……俾专治部事）。

罗通的行为激起了大臣们的公愤，他们一致认为“谦实堪其任”，这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可不久之后，翰林院学士刘定之又上奏折骂于谦，而这篇奏折的目的性更为明确，文中字句也更为激烈，摘录如下：

比如“德胜门下之战……迭为胜负，互杀伤而已，虽不足罚，亦不足赏”。

还有更厉害的，“于谦自二品进一品，天下未闻其功，但见其赏”

第八十二章

《明朝的那些事儿》

明朝的那些事儿（82）

就这样，于谦先生危难之中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匡扶社稷，才换来了京城的固守和大臣百姓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事成之后还拒绝封赏，只接受了一个从一品的虚衔，可这位刘定之却还是不满，硬是搞出了个“天下未闻其功，但见其赏”的结论。

刘定之先生战时未见其功，闲时但见其骂，观此奇文共赏，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定律：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骂一个人也不需要借口。

而后代历史学家则看得更为清楚，他们用一句话就概括出了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谦有社稷功，一时忌者动辄屡以深文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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