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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1页）

流水。”＇《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8页。＇

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动摇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根本政策，但在手法上又不得不表示出一种抗日的姿态。他们在不妨碍“安内”和对日妥协的前提下，被迫采取了一些措施。

从1932年7月7日到榆关失守前，面对日本的不断挑衅，蒋介石曾三次电令张学良，派3～5个旅到热河加强防守，要求“在榆关驻重兵”。

12月25日再电张学良，决走密备中央军6个师随时北运增援。并且说：“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蒋介石的话说得很动听，但只是为了应付一下门面，他在另一封电报中却说：不这样做，“又使国人误为不抵抗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66页。＇

榆关失守后的1933年1月17日，张学良曾致电蒋介石，要求调中央军即日“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强实力，而备万一。否则战端一起，深恐局部稍有不支，全局大受影响，事机迫切，间不容发，职部军队实不足分配”。

对此，蒋介石竟批复：“北方军事已圭权托付吾兄……成败存亡，听之而已。”＇张学良为热河危急要求筹定大计致蒋介石电，1933年2月5日，国民党总统府机要档案。＇

到2月14日，日军进攻热河前夕，蒋介石还在宋子文的电报上批复：“未开战以前，中央军不如缓上”。＇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95页。＇拖到2月28日热河形势告急的时候，蒋介石才下令中央军增援部队北上。到最后，原定北援的6个师中只落实了第2、第25、第83和第44师4个师。直到3月15日，日军猛犯长城各口时，始组成以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地方部队为主的战斗序列，共约25万人。而此时蒋介石用于南方5省“剿共”的兵力，却达到60万人以上。

国民党在华北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原是北平绥靖公署，张学良为绥靖公署主任。

1932年8月17日，国民党决定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委会北平军分会，并由蒋介石兼任军分会委员长。蒋介石又让张学良以北平军分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代行委员长的职权，使张感恩于蒋。

1933年1月，榆关失守后，张学良到南京开会时，曾要求蒋介石北上，指挥反攻作战。蒋不得已，派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率20余人于当月20日赴北平协助张进行指挥。

1月24日，热河危机加深，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华北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他北上指挥作战。蒋满口答应：“必北上与共生死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85页。＇

然而不到3天，他却南下江西指挥“剿共”战争去了。

2月5日至13日，当“倭寇攻热在即”之际，蒋介石先后4次分别致电张学良和宋子文，决定并催促张作相赴热坐镇指挥。2月19日，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由张学良和张作相分别统率，保卫热河。3月1日，蒋又致电宋子文，告以“热河战事，惟有汉兄（张学良）亲出督师，方可如计奏效。”＇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607页。＇

结果，张作相直到热河失陷前几天才赶到承德设司令部，为时晚矣！张学良还未成行，热河已失。

3月3日，北大教授丁文江等致电蒋介石，再次催其北上。电称：“热河危急，决非汉卿（张学良）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决于天下。”＇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118页。＇

3月4日，热河沦陷，全国震怒，蒋介石才急派何应钦、黄绍竑等于5日赶赴北平，与张学良会商应付办法。3月6日，蒋介石亦被迫离开“剿共”前线北上，以其亲信何应钦代行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之职，主持华北军事，并联络阎锡山等出兵长城，应付抗战。同时在保定设委员长行营，由何成浚代蒋坐镇华北。

3月26日，长城抗战正紧之时，蒋介石却已在南京与刚刚回国的汪精卫会谈，几经周折，蒋答应给汪以处理外交的权力。并于5月3日在北平成立以黄郛为委员长的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负责对日外交。至此，北平有了两套班子：应付抗战，有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指挥的北平军分会系统；对日交涉，靠汪精卫直接指挥黄郛的北平政务整委会系统。

军费问题是进行长城抗战的一个大问题。1933年1月5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称：“目前最切要者即粮秣一项，幸前经宋部长汇借五十万元，业已用尽，现时急需汇二三百万元不敷支应，务恳迅赐筹拨四五百万元，俾济急需。”＇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73页。＇

为解决经费给养问题，宋子文曾于2月11日到北平，与平、津银行财团商谈财政问题。14日，宋子文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承认：“前线队伍确万分困苦，汉卿确亦无法支持，弟与金融家正在商量三个月计划，以安军心。”并向各将领表示“予以财政物质上尽所有之援助”，同时“已组织热河后援会”。＇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94～595页。＇

宋子文讲得很好，但兑现不多。据国民党历史档案记载，汤玉麟为粮晌和服装等问题，曾多次电请南京政府解决。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和热河民众团体也连续发函吁请。直到3月l　日国民党政府实业、财政、内政三部才开会讨论。决定呈请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鼓励粮食商人或商会将粮食运往热河销售，并由政府设法协助保护。＇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

实际上，在三部联合讨论这种办法时，热河已大部沦陷。待三部会函呈报行政院时，热河已丢失半个月了。这种筹集抗日经费的难处与蒋介石一次就批拨几千万元“剿共”经费之容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二节　榆关战斗与热河弃守

一、长城、察哈尔抗战的序幕——榆关战斗

（一）榆关战斗前的态势

榆关即山海关，位于万里长城东端，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扼辽、冀之咽喉，为平津之屏障，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自古即为军事重地。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逼迫清政府于次年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五条约。规定英、美、日、法等11国有权在秦皇岛、山海关等战略要地驻兵。自此，日本就在秦榆两地驻军。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榆关驻有宪兵分遣所和步兵守备队，分别隶属于天津的日本宪兵队和中国驻屯军。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更加重视并准备攫取这个门户枢纽。这首先是日本侵略热河的需要。日军占领榆关，既可用少数兵力掩护其攻热部队的侧背安全，又可佯示攻略滦东，窥视平津，牵制中国兵力于冀东平原，以利攻热作战。其次，日军占领榆关是为了切断关内与关外的联系，并取得入侵关内的跳板，为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

为图谋榆关，日本利用辛丑条约所给予的驻兵权，步步进逼。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在榆关增兵，特别是1932年初日军夺取锦州后，关东军又以第8师进占兴城、绥中等地，以致榆关震动，一日数惊。

日本情报人员则利用日本驻军和侨民作掩护，在榆关不断进行刺探军事情报和捣乱活动。关东军的步步进逼，驻榆日军的捣乱和天津驻屯军的不断骚扰，使榆关形成了“前有重兵压境，中有心腹之患，后有掖背之痛”的军事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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