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2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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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冬天，何老妈妈身上起了许多水疱儿，艾友兰和安捷先后带她到同仁医院和北大附属医院，分别托地下党员孙振洲、彭瑞聪请医生治疗。不幸的是两位医生都遗憾地说：“她得的是天疱儿疮，这种病没法治……”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真是心如刀绞。1948年初，这位对共产党感情深厚、革命意志坚如磐石的老妈妈，没能等到天亮，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北平解放前夕，和我们永别了。

何万生先生和他的老妈妈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气节却值得我们永远地学习与铭记！

一、一个自发组织的演剧团体

北京剧社成立于1938年5月，是一个民间艺术团体，由一群热爱话剧艺术的青年自发地组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富有爱国思想，追求进步，在浑浊的北平文艺界保持着一块艺术的净土。

1939年至1943年与北京剧社保持联系的是晋察冀北方分局社会部的陈叔亮，全国解放后，陈叔亮曾任中国驻柬埔寨王国大使、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

据当时任北京剧社社长的刘景毅（刘祎）撰写的一些回忆文章记述，北京剧社是由当时滞留在北平的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职业演员和爱好戏剧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首任社长是宋若狂，继而由魏石凡主持社务。1938年夏，北京剧社在新新大戏院（今首都电影院）和哈尔飞戏院（解放后为西单剧场）上演《天罗地网》、《雷雨》、《日出》、《原野》、《茶花女》等剧目。

按照北京剧社同仁的本意，打算由业余团体走向职业剧社。因此，大家艰苦奋斗，不要报酬，无偿地参加排练和演出。但是在当时沦陷的环境下，经济凋敝，文化市场枯萎，演出往往入不敷出，加之不少艺术骨干陆续奔赴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或者去上海参加职业剧团，在1940年间，剧社一度陷于停顿。

1941年春，刘祎、陆续（陆柏年）从魏石凡手中接办北京剧社，社址从绒线胡同迁至西四北沟沿，恢复了剧社的活动，两年中先后排演了《群莺乱飞》、《沉渊》等剧目。但由于经费拮据，入不敷出，再度陷入困境。1943年夏，陈叔亮伸出援助之手，资助并担任导演排出了《云彩霞》，在新新大戏院上演。陈叔亮回晋察冀后，北京剧社坚持活动，一方面在大中中学开展戏剧普及工作，一方面相继排演了《钗头凤》、《原野》、《日出》等话剧。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复排演出了《日出》、《雷雨》，排演的《狂欢之夜》（《钦差大臣》）被国民党当局禁演，经过不屈的斗争，终于得以演出。

1946年3月间，北京剧社在党的领导下，作为核心力量，团结大多数话剧团体，组建北平市戏剧团体联合会，展开了团结戏剧界广大群众，争取演剧###、演剧自由、减免捐税等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学生爱国###运动。因而北平剧联于1946年6月被国民党当局取缔，北京剧社也被勒令停止活动。北京剧社的成员分别转入其他进步革命艺术团体。北京剧社从1938年成立到1946年被迫停止活动，经历了八年的奋斗历史，先后参加的成员近400人。在北京剧社的八年历史中，先是受党的影响，以后又在党的领导下活动。在敌伪统治时期，对外故意标榜自己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纯艺术”、“纯学术”的团体，多次排除了日伪的利诱，洁身自好。在物质上一直处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完全依靠剧社成员对于演剧事业的憧憬和热爱，克服各种困难，展开各种活动，坚持演出正派、严肃、进步的戏剧，赢得了社会承认，人民的信任。抗战胜利后，又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走上革命道路，为争取###、自由、和平而奋斗。

二、一块洁身自好的艺术净土

据刘景毅、徐锋等同志的文章忆述，1941年北京剧社演出《原野》时，演员阎麓彬（苏蔓）有意把布景中路边一个标有“”的“哩石”（里程碑）改写为“”，意在提醒人们不忘国耻。这个细节被日本特务发现，剧目当场被禁演。陆续十分愤慨，当即在他打印的《原野》脚本上写下了“可悲的一页！”在场的魏石凡、韩焱等演员都在上面签了名。

在被日寇蹂躏的国土上，剧社要保持政治上的清白，走职业化的道路，谈何容易。当时有的文人因投靠日伪，就再也不愁经济问题。北京剧社决不这样做。1938年，魏石凡主持北京剧社社务时，经济非常困难，排演《雷雨》准备公演，伪新民会一个姓刘的头目提出要把北京剧社纳入伪新民会的下属团体，他承诺如果这样北京剧社就有了靠山有了经费，今后再也不必为经费犯愁了。但是北京剧社回应的却是拒绝，大家表示：“我们是搞艺术的，宁可不演戏，也不能跑到新民会去！”他们克服困难演出了《雷雨》。1942年演出《群莺乱飞》后，一个自称是戏剧博士的日本人河合信雄称赞戏演得好，提出请北京剧社与他合作，演出他编写的“中日亲善”内容的戏，他会给与丰厚的经济资助。北京剧社明确地拒绝了他。

北京剧社在没有经济来源的困难条件下坚持艺术活动，他们在政治上保持民族气节，在思想上追求进步，在艺术上追求高雅。献身艺术，不求回报。

北京剧社难能可贵的表现，是由于始终有一个爱国进步的核心力量在发挥作用。在北京剧社的骨干中，先后有许多爱国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如创始人中的马进、王抱素早在抗战前就参加过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王抱素后来找到地下党，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王珏和韩冰在北京剧社首演《天罗地网》后一同找到关系，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刘祎曾参加山东第五抗敌演剧队，因失掉联系来到北京剧社，后担任北京剧社社长。陈琰和姐姐陈琪，一二·九运动后都参加了“民先”，陈琰还担任北平###执委。她在《茶花女》中担任女主角玛格丽特。北京剧社的顾问朱肇洛（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经常叮嘱社长刘祎：“千万不要上贼船，要保持民族气节。”北京剧社成员苏荫轩是冀东抗日根据地派到北平的地下工作者，他经常鼓励刘袆掌握好剧社的政治方向。

政治上、艺术上以及物质上给予北京剧社大力支持的当属陈叔亮。陈叔亮是1939年为完成其他方面的任务被派遣到北平戏剧领域活动的。虽然和他的任务没有直接联系，可是由于他的两个妹妹陈琪、陈琰都是北京剧社的成员，他自然了解到剧社的一些情况，加之对戏剧演出早有历史渊源，接触到北京剧社的一些朋友。其中陆续、陆桐年兄弟与陈叔亮家是世交，成为陈家的常客，陆续和剧社的一些青年不断接受陈叔亮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据陈叔亮讲，陆续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当谈到抗日前途时，陆续明确表示，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是领导人民抗日的真正力量。另外常到陈叔亮家的还有张天璞（张真）、阎麓彬、贾肇和（贾克）、刘祎、董士祁等。他们不断地从陈叔亮那里接受抗日救国的道理，提高了革命觉悟，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建立###自由的新中国。

《云彩霞》的演出成功更是陈叔亮亲自指导帮助的结果。他的高、严、深的导演手法为北京剧社排出了一出水平突出的好戏。在排练过程中，经过他悉心讲授，提高了大家对表演艺术的理解。戏里所需要的服装、大小道具以至字画、茶具、地毯，大部分是从陈叔亮家里直接搬来的，制作布景的费用也是由陈叔亮掏钱资助解决的。《云彩霞》上演后，观众反应很好，上座率很高，新新大戏院的经理一再要求多演几场。陈叔亮还给予生活上困难的刘祎不少帮助。

在艰难演出的同时，为了力所能及地为抗日斗争做些事，陆续、刘祎曾设法托人到“伪华北劳工协会”企划科当职员，借职务之便，窃取该会每月的职工报表，然后由陆续交给陈叔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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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条通往革命的文艺之路

我对北京剧社早有关注。1943年春陈叔亮、陈琪、陈琰撤回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后，陈叔亮向刘仁汇报了北京剧社的情况。刘仁把我叫去，说：“北京剧社有一些进步青年要到根据地来，你们可以联系一下，把他们接进来。”我通过沈化中（涂源如）对北京剧社开展工作，沈化中发展北京剧社的徐锋（吉婧湘）参加革命。徐锋在1943年7月介绍北京剧社副社长陆续和剧社成员苏凡（杨潜）、陈奇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陆续在临行前专门找好友苏凡秘密谈话，动员他参加革命。在陆续的启发和影响下，苏凡毅然一同前往。陆续临别时反复叮嘱社长刘祎不要接受敌伪的经济资助，不演汉奸戏，一定要保持北京剧社的清白。

陆续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被分配到《晋察冀画报》社工作，表现很好，不幸在当年的反扫荡斗争中英勇牺牲（其过程在《我身边走过的烈士》一章中有记述）。

陆续离开北京剧社后，我指示徐锋接替陆续在北京剧社进行工作。我交代徐锋的任务是：（一）要使北京剧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敌所用，决不演汉奸戏；（二）团结好刘祎，使他为党工作；（三）在北京剧社成员中扩大政治影响，宣传抗日救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推动北京剧社逐步向革命方面转化。从此，徐锋经常向刘祎传达党的指示，了解研究北京剧社内人员的情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这就使北京剧社与党的关系更加直接更加密切了。1944年，徐锋又介绍北京剧社成员董士祁参加革命。日本投降后，由于徐锋工作负担过重，我又派从晋察冀城工部学习回来的陈奇参加北京剧社，接替徐锋的工作。不久，刘祎同志也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与北京剧社的联系为时不长，工作也做得不多。1995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剧社社史资料专辑》，是刘景毅等同志组织编写的，他们邀我写了一篇前言。直到这时，当年的很多具体情况我才得以知晓，从而对当年北京剧社同志们的斗争事迹越发地感动，对他们的斗争精神越发地敬佩。我在前言中写道：“北剧的实例，说明了知识分子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的。执著地追求严肃的艺术，追求真、善、美，鄙视假、恶、丑，是通向爱国、革命的道路。北剧的实例，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我当时作为###中央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在北平的地下工作人员，和北京剧社的同志有所接触，对他们有所了解，感到北京剧社确像在世人窒息的黑暗环境中，在自己筑起的一小块净土上点燃的一支烛光。在敌人残暴的统治下，人鬼杂居的北平城，它所闪烁的光亮，是十分可贵的。”

北京剧社在当年是黑暗中的一支烛光，在今天，堪称是一面历史的镜子。（＇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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