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隋经学家,刘献之的三传弟子。自幼聪明机巧,具有多种特异功能,他的眼睛特明亮,可以直观日头而不眩晕,读书一览十行,过目不忘。他还可以“左画方,右画圆,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无有遗失”。
刘炫跟信都昌亭人刘焯,是同窗好友,刘焯也是隋朝著名经学家,二人先后向同郡人刘轨思学《毛诗》,向广平人郭懋当学《左传》,向阜城人熊安生学《礼》。二人闭户读书,十年不出,所以当隋朝吏部尚书问刘炫有什么才学时,他毫不谦虚地说:“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究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
这样一个学问淹通的人物,竟然在朝廷购求天下逸书的时候,为了领取几个赏钱,造起假来。隋开皇年间,刘炫入朝参与撰写国史和修订天文律历,大臣牛弘奏请购求逸书,他运用自己的才华技能,伪造书籍一百多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卖给官府,后来被人揭发。刘炫为此差点丢了性命,刚刚得到的一个官职也被撤掉,打起铺盖回老家去了。
刘炫向吏部尚书的那一番自我表白不是吹嘘,他的确是一位名重当时的大学问家,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隋代能称得起儒学大师的只有两个,即刘炫与刘焯,他与刘焯时称“二刘”,“刘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刘炫对《毛诗》的研究,有很大贡献,《毛诗》之传,发轫于西汉河间国,当时不显于朝,直到东汉郑玄为其作笺,《毛诗》才盛行于世。
南北朝魏朝饶阳人刘献之,精通《毛诗》,其弟子刘轨思,“说《诗》甚精”,刘炫和刘焯就从刘轨思学《诗》。刘炫著有《毛诗述义》四十卷,《注诗序》一卷,《毛诗谱》二卷,这些著作虽已失传,但其精义,已被后人吸收。唐朝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其中《毛诗正义》即以刘炫的《毛诗述义》和刘焯的《毛诗义疏》为稿本。
刘炫对《左传》有独到见解,《春秋》之传,晋代《公羊》、《谷梁》、《左传》俱立国学,隋代《左传》盛行起来。刘炫治《春秋》相当精深,曾作《春秋攻昧》十二卷,《春秋规过》三卷,《春秋述议》三十七卷。其中《规过》一书,是专给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挑毛病的,杜预是西晋大臣,文武全才,曾因军功封“当阳县侯”,他的《集解》是流行的“左学”权威著作。刘炫敢向权威挑战,可谓艺高人胆大。
刘炫在他才华初露时,被地方官举荐到朝廷做事,修过国史,订过律历,兼于内史考订群言,先后值班于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但却没有一官半职,以致于生活窘迫,家中交不起税赋。地方官去催促,他才向内史令诉苦,内史令送他去吏部,吏部尚书韦世康考察他,见他口说大话,不予信任,又经众人举荐,好容易得到一个“殿内将军”的职衔,又因“造假书案”而丢掉了,而且还背上了一个鄙俗的恶名。
刘炫丢了官差,回老家教书,后又被太子杨勇召至京师,要他去侍奉蜀王杨秀。刘炫拖延不愿从命,惹恼了蜀王,将其枷送益州。一介书生,披枷带锁,千里跋涉,其凄苦之状,可想而知,到了益州,蜀王安排他在帐内持仗为门卫,后蜀王被废,刘炫授旅骑尉,与诸儒修《五礼》,又被命修律令,后升为太学博士。
在朝期间,刘炫提出过很多正确的建议,他认为事繁政弊,公文繁琐必然造成“老吏抱案死”的忙乱局面。主张简化办事程序,对外,他反对出兵高丽,作《抚夷论》指陈利弊,他有许多为政治国的主意是很高明的,但人却自恃才高,目中无人,经常轻慢当局,上司不喜欢,同僚也忌妒,他讲古文《孝经》,“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说那书是他自己假造的,其实他所讲的《孝经》正是孔子传人藏之于鲁壁的真本,刘炫曾作《稽疑》一篇,欲兴坠起废,但是他造假书的前科,常被人提及,不能见容于世人,结果太学博士当了一年多,即被以品行卑下而辞退了。
各地农民起义军纷纷揭竿而起,天下已经大乱,刘炫颠沛流离,孤身回到河间郡,城外战乱不已,他困顿城中,与在景城老家的妻子仅隔百里,但无法通音讯。刘炫郁郁寡欢,著文排遣胸中块垒,文章中感叹生不逢时,无法与前代通儒相比。晚境已近,顿生悲凉:“日迫桑榆,大命将近,故友飘零,门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亲故莫照其心,后人不见其迹,殆及余喘,薄言胸臆。……天违人愿,途不我与。世路未夷,学校尽废。道不备于当时,业不授于身后。衔恨泉壤,实在兹乎?”
当时,刘炫的许多门人已经参加了义军,他们体恤老师的困境,到河间郡城去把刘炫索要了出来。后来,起义军失败,刘炫孤苦无所依,踉踉跄跄奔回老家景城,景城的官员,知道刘炫与贼相知,怕受牵连,哪里敢接纳他,于是将城内紧闭。当时正是严冬季节,已经是六十八岁老人的刘炫,腹中饥饿,衣履褴褛,在那冰冷的寒夜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满腹经纶的一代巨儒冻馁至极,惨死城下。
刘炫死后,门人们尊他为“宣德先生”,刘炫是一位多产的经学家,著有《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等。这些著述也曾广泛流传过,唐代著名经学家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时,曾采用了他的不少说法,可惜,后来都陆续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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