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奕霏在律政司的第一单案子就是死因庭,死者是个二十五岁的年轻男人,因为腹痛在家属陪同下进了医院,医生判定为急性阑尾炎,经过同意后做了手术,手术次日死者身亡。
案子是由陪审员裁决的,某种程度上说也算是另一种法庭,检控更偏向于中立,能做的不多。像是这个案子是家属提出质疑的,提供证据的更多的是辩方,也就是死者家属。
辩方律师是个熟人,她很不喜欢的汤家明,还有那晚没来凑热闹的黄耀辉。
案子的家属是普通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国栋一样通过蛛丝马迹来发现事件过程,甚至拿到证据。案子的证据大部分是证人供词,医生当然不会说自己的手术有问题,助手和护士也不会,剩下的就是对医疗知识不了解的家属,加上写的很标准很完美的病例……
案子最后的结果,死者死于不幸,并非医疗失当,没有任何人需要负责任。
说白了就是死于意外,毕竟任何手术都有意外的,但只要医护人员没有发生错误,责任就不在他们和医院的身上,家属也只能认了。
某种程度上也是蛮悖论的事情,想要证明手术不成功是人为,最好的办法是解剖尸体。但是解剖尸体的前提,是需要证明死者死于非命,证明不是意外而是非法杀人。
在某些国家可以通过请非官方的法医解剖,这是不违法的,但在国内不行,香港的法律制度也不允许,很多医疗失当的案例可能也就这样不知不觉的白死了。
&ldo;这算什么?由得我们的儿子死的不明不白了?&rdo;出了法庭,死者的母亲问道。
汤家明尽职尽责的解释:&ldo;其实两位可以徇民事途径,向医院提出诉讼,如果能证明负责的医生或者医院的制度上有安排的疏忽,可以向医院索偿,要求他们赔偿你们的损失。&rdo;
这也是常见的做法,为什么现在医患之间关系这么紧张,很多都是被那种特意去讹人的病人家属吓怕了,也有不少是家属怕医生不负责任,两边的关系才会越来越恶化。
&ldo;赔偿?&rdo;死者父亲激动显然不是想用儿子来换赔偿金的人,世界上总也有那种真心爱自己子女的父母,他说:&ldo;怎么赔?这是一条人命来的。我只是想为我的儿子讨回一个公道!&rdo;
&ldo;赵先生,&rdo;汤家明不是个特别有耐心的人,或者说,他已经尽了自己所能尽的义务,于是很直白的说:&ldo;我很明白你现在的心情,但我们现在真的没什么可以再做了。&rdo;
黄耀辉的说法则更委婉一些:&ldo;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怎么保证你们二位以后的生活。&rdo;
死者父亲赵先生此时是听不进去的,他只想说自己想的事,白发人送黑发人:&ldo;我以前听人说律师没有一个好人,我以前不信,现在我信了。‐‐我告诉你们,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我一定会报仇。那种人,我告不了他,天也要收了他!&rdo;
说完,赵先生气哼哼的带着赵夫人走了,留下两个帮他辩护的律师无奈的对视。
死因庭的权限只在于决定死者的死因,一切与决定死因无关的内容,都不会是死因庭的结论。除非能找到那个医生当时喝过酒或者服用过药物的证据,否则结果只能是这样。
而这些证据,除非能够证明死者是并非死于意外,警方才会立案调查找出这些证据,于是又回到了那个悖论的原点。
&ldo;我以为你会做的更好的。&rdo;在法院门口看了许久的戏,周奕霏走上前去看着汤家明道。
她以前跟汤家明争过生意,也一起合作过案子。只不过那时他是大律师,她是帮另一个大律师拎包的助理,看过他在堂上的表现,没人会小瞧他。
他是很厉害的那种人,遇强越强,反应极快,要么就一击即中,没有一点多余的废话。
所以这次相遇,哪怕只是死因庭,周奕霏也做了不少准备,可惜什么都没用上。
周奕霏翻过他以前的案例,他跟她一样,都是不是那么在乎一定要正统打官司的人,有时用一些手段可以加快进程时,他也用了,甚至经常用,踩线对他来说是驾轻就熟的。
一个死因庭而已,按他的本事,找些&ldo;自己冒出来&rdo;的证据,轻而易举。
但他这次什么都没做,或者说,他是完全按照传统观念的正常程序做的。
她有点疑惑,是那位赵先生钱没给够?赵氏夫妻俩一看就是普通人,不是多有钱的模样。
汤家明本来没明白她什么意思,不过看她的眼神,他明白了。
&ldo;我当然可以做得&lso;更好&rso;,只不过这就不是他们要的公道了。&rdo;
赵先生要的不是赢,而是公道,他们是那种老实本分的人,想要的也是清清白白的公道。
有些人懂游戏规则,乐于利用游戏规则,甚至乐此不疲的犯规,他当然也不会傻愣愣的要求他们一定要遵守游戏规则,否则人家也不愿意带你玩。
有些人则不懂,他们的世界观是小学课本上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问题找警察叔叔,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明天。
大部分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好人,有什么理由带着他们走一条明知会后悔的路?
耍手段得来的胜利,他们那种人就算赢了也会睡不着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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