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验却陷我们于不仁不义。庄子之后，“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状况其实已经演变为“既明乎礼义，亦明乎知人心之陋”，愈是明乎礼义，便愈发明乎陋于知人心之耻，于是知耻近乎勇，中国之君子不但热衷于充当道德考试的评判，还兼任出题人及监考人。不管算不算“职务行为”，满腔热忱，令人想起鲁迅笔下围观行刑的群众。 “知人心”的结果，一是以其人之心而将其人树立为道德标高或宣判为道德人渣；另一，是根据对“人心”的认知来制定游戏规则。其实，所谓制度，所谓文明，无非尽最大的人事来减少接受道德考试的机会。时世造英雄，时世也造小人。就产量而言，占据压倒性多数的显然始终是后者。我能想到最大的善事，就是尽一切可能来避免这种“时世”的出现。假使不能认定为这就是尘世间最大的善，至少也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更多的考验，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