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三绑匪纸条（第1页）

有人说，“文化之伪”总比“江湖之伪”好一点，没那么多血腥。

有人说，“古今文字像一只只隐形的手，把人从伤害生命的底线前拉回”。

对此我完全不同意。

以我亲身经历，当百岁高龄的巴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中国内地南方和香港的部分文人发起了一个以最肮脏的语言辱骂他的运动。在人类历史上，还很难找得到哪个土匪黑帮伤害百岁老人的事例。

以我亲身经历，“5·12”汶川大地震全民救援，连很多平日的“不良少年”也都纷纷参与了，而在网络媒体上歪曲和侮辱救援的，只有文人。

还可以举出大量实例，都与“伤害生命的底线”有关。但在伤害时，他们全都扮演着“君子”。好像，敢于做土匪不敢做的事，才是“君子”；敢于不相信天下一切捐助，而自己也绝不捐助的，才是“君子”。他们发表这些意见的文章，确实写得字斟句酌，跌宕起伏，痛快淋漓。

偶尔，他们中的个别人，也会由于一时失算，遭遇到警察。

例如，我读到司法部门编印出版的一本法制文摘，其中刊登了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在湖北省破获的一起绑架杀人案。那样的“君子”中的一员，在那里碰到了麻烦。

这起绑票杀人案其实早在八年前就发生了，侦查了很久没有结果。

这天，一位名叫吴忠义的刑侦专家在翻看旧案卷时发现了绑匪写的一张纸条。他先匆匆瞟了一眼，突然若有所思。很快，他决定重新侦查此案，而侦查的范围，划定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中间。

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纸条，给了刑侦专家一个重新判断的机会？

那张纸条上其实只写了十九个字，六个标点符号。其文曰：

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写这张纸条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属指点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缩到最短，减少信息量，但他忘了，文字越减缩，越能显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

请看这十九个字，罪犯为了把藏信的地方说清楚，不用东西南北、几步几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动词来一路指引，这在修辞上显然是极聪明的选择。

四个指引词，“过、顺、向、见”，准确而不重复，简直难于删改。特别是那个“见”字，用在此处，连一般精通文字的写作人也不容易办到。一般会写成“有”，但那就脱离了动词指引的统一性。

更有趣的是，这个句子读起来既有节奏又有音韵，在两个“二三”结构的重复后接一个“五四”结构，每个结构末尾都押韵。看得出，受到晚明小品的不小影响。

罪犯当然不会在这里故意卖弄文采，只能是长期读古文、写旧体诗的习惯，产生了自然流露。

如果他自己发觉了这种流露，一定会掩盖的，但他没有发觉，可见实在成了一种表述本能。时至今日，能有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经不多，因此侦查的范围可缩得很小。

那地方有一所大学。很快破案，罪犯是一个大学教师。

谁揭发了他？文化。

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现在广泛崇尚的文化知识和文化技能，而不是现在严重黯哑的文化道义和文化人格。

由于绑匪的文字功力，我还稍稍关注了一下案情。原来，事情的起点并不邪恶，而是他与被害学生在河堤上做转圈游戏。学生转晕后掉到了污水沟里，摔掉了几颗门牙，满脸是血，他怕家长怪罪，就用手去捂学生流血的嘴，而且一直捂了下去。他当时心里想的是“小过难辩，大过难罪”，“至繁不如化简”，“无毒不丈夫”，“一不做二不休”，都是传统文化中的语言。

学生死后，他感受到“化繁为简”的效用，便立即思考如何“化害为利”。他觉得最聪明的办法是制造一种绑架学生的假象，向学生的家长敲诈。

真绑架已经够麻烦的了，何况是假绑架，他要考虑很多技术环节和心理效果。在智力不够的时候，他仍然向中国的历史文化求援，运用了一系列“声东击西”、“欲擒故纵”的谋术，把“宫廷智慧”、“三国智慧”全都用上了。结果又见机而收，安全撤退，让警方完全束手无策，只得把案子作为“悬案”搁置下来。

这以后，他又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系列“隐潜术”、“隔断术”、“放松术”、“偷窥术”，躲到了大学的讲台边。整整八年，无风无浪，无惊无吓。他侃侃而谈，讲诗词，讲国学，讲君子，讲道德。

如果没有那位刑侦专家吴忠义在尘封的案卷上多溜了一眼，那么，这个人一定还会被奉为“国学泰斗”、“师德模范”，广受崇敬。因为一算，这个人的年龄和教龄都已足够，头发也该白了。

顺便要借这件事，提一提我和上海那几个“咬文嚼字专家”的分歧。如果看到那张绑匪的纸条，他们会让学生们品咂那十九个字的遣词造句；而我，则要学生们注意那张纸条背后的血迹，以及许多文字背后的生命陨灭。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文化高超的犯罪只是特殊的案例。但是，不久之后我受上海提篮桥监狱监狱长麦林华先生的邀请，去为五千名罪犯演讲，获得了更深入的感受。

监狱长说，邀请我，是因为收集了多数犯人的要求。可见，犯人也看书，而且是看很严肃的书。监狱里没有五千名犯人可以一起聚集的大会场，主要是借助各监舍的视频，又有几百名犯人来到演讲厅与我直接面对。我演讲的后半部分，是与现场的犯人对话。但一对话，我吃惊了。

那些犯人提出的话题，在我记忆中，只可能出现在重点大学的博士班，甚至更高，出现在我们评审教授的口试中。话题很广，包括中外哲学、历史、艺术、文学、时政，都是第一流的切入方位。我表情兴奋而又怪异，一一进行回答。由于问题太多，对话占据了很长时间。我在整个过程中，至少有九成时间，忘记了这是在监狱。

结束后我问监狱长，他们犯的是什么罪。监狱长说，大多是高智能的诈骗、盗窃、走私，都是重罪犯。

在那次经历之后，我特别留心，发觉现在社会上高智能、高学历、高文化的犯罪，已经越来越多。

这种高智能犯罪，倒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外国这样的人也层出不穷，在比例上，西方更高于中国。我经过比较发现，西方那些人，大多出于自己的一个极端主义的观念，并不怎么装扮掩饰。

例如，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数学博士卡钦斯基，由于在文化观念上仇恨高科技社会，专门用邮包爆炸方式杀害大学教授和科学家，十八年间制造了十六起血腥大案。他强烈地希望公布自己的极端主义观念，写了一篇长文《工业社会及其未来》要求报社发表，并且声称如果同意发表就不再制造爆炸事件。又如，挪威那个杀害七十余名无辜者的凶手布雷维克，也是为了宣扬他立足极端种族主义、反对移民政策的立场。这些令人发指的罪犯，可谓十恶不赦，但“恶而不伪”，与中国那些明明害了人又假装文雅的伪君子，有很大区别。

中国“伪君子”的种种伪装中，文化之伪最为普遍，所以我说得多了一点，就此打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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