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25章 巅峰对决（第1页）

“全能金工”和金相专家

张伯仁、丁金刚的下一站是“虬江机器厂”，该厂位于虬江桥畔，距提篮桥监狱不远。出了监狱大门往左拐，沿着长阳路一路到底就是军工路，拐个弯再走两公里就到了。

这家工厂在民国时期就是“国企”，抗战爆发伊始迁移武汉，旋即又内迁至山城重庆。战后由重庆迁回上海，因接收了不少日伪敌产，遂扩大为一家龙头大厂，地址选在军工路虬江桥南，占地27万平方米，落成后称为“中国农业机。械公司虬江机器厂”。1949年5月上海解放，“虬江机器厂”即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同年11月20日改名为“华东工业部虬江机器厂”。本案发生前的1953年3月，又改名为“上海机床厂”、但坊间依然以“虬江机器厂”称之。这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大厂，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曾亲临该厂视察。

那么，苏望鑫所说的那个老铁又是何许人呢？张伯仁、丁金刚到厂保卫处一打听，得知老铁的大名叫铁长乐，广东佛山人氏。铁长乐早年去香港学金工（即钳工），十七岁满师后照例还要帮三年，即留在师傅跟前干活，有薪水，但多寡由师傅决定。他师傅手艺不错，曾在外轮上当过机修工，还通晓英语。不过，师傅的不良嗜好也多，抽鸦片，还沉溺赌博。铁长乐满师时，师傅正走霉运，偷买的鸦片是假货，赌场上债台高筑，给徒弟的薪水少得可怜。对于铁长乐来说，别说“长乐”，就是眼前也乐不起来。你不仁我不义，他干脆来了个不辞而别。这在当时是严重违背行规的事，在香港的金工行业里他肯定混不下去了，遂决定远走高飞。

去哪里？师傅当年是在外轮上起家的，他就照葫芦画瓢，先去广州，找了沙面一家洋人开的荐头店（即职业介绍所），自荐要去外轮上当机修工。荐头店见这青年满手老茧，还能说几句英语，料想是个合格人选。广州是大港口，经常有运货来华的外轮就地招聘机修工匠，也就不过两天工夫，铁长乐就通过了外轮船长的面试，成为英国货轮“海洋之花号”上的一名机修工。

十三年后，他返回广东，在广州开了一家机修作坊。稍后民国政府组建“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在上海、广州各设一家机器制造厂，筹建广州厂时，慕名登门邀请铁长乐加盟。铁长乐担任检修车间副主任，他的金工技术得到了充分发挥。抗战期间，上海、广州两家工厂都撤往重庆，合并成一家，铁长乐仍旧负责机器检修。那时的机械厂，分工不像现在这么细，像铁长乐这样的高级技师，说是钳工，同时也精通车、刨、微、焊、电以及热处理等多种技能，堪称“全能金工"。抗战胜利后工厂迁沪，铁长乐被公司高层指定为“必须随厂赴沪”的技术尖子之一，为此，厂方斥资将其全家一并迁往上海，不但安置家属的工作、上学等事宜，还在工厂附近物色了一幢没收来的日式洋房作为他们一家的住所，并办理了房契。

张、丁两位侦查员是在车间里跟老铁见面的，其时他正与一个年轻技术员、一个中年工匠师傅对着图纸商量什么。那二位听厂保卫处陪同人员说是市局外调，立即回避。但老铁对这个意外的打断有点儿恼火，想必他们三个刚刚正谈得“人港”。他对侦查员说:“抱歉！我只能给您二位五分钟时间。”

丁金刚知道这类技术大拿都是有点儿脾气的，赶紧把黑色凶刀的照片递上，说明来意。铁长乐拿起照片略一过目:“这种匕首是外国货，我以前在英国的旧货市场见到过。和我同行的一个波兰水手挺感兴趣，要买下来。摊主开价七英镑，还价到五英镑成交。拿回船上，又被约翰船长看中了，以十五英镑买了下来。后来约翰船长下到机舱检查时，跟我提起过这把匕首，赞口不绝，说与皇家作坊出品的专用猎刀相比也毫不逊色。我估摸国内应该没有哪个铁匠能打造这种刀具，倒不是技术，是材料难寻。据我所知，英国皇家作坊出品的猎刀是用某种特殊的合金钢打造的，这种合金钢，英国政府规定不准出口。好了、时间到了，您二位请吧。”说着，他朝在车间角落回避的那二位招手，示意“咱们继续研究”。

张伯仁、丁金刚悻悻离去。这时已是午后，两人在厂门口一家面馆简单对付了一顿。等候服务员上面条时，两人谈及这次外调，认为这位气场颇足的专家级工匠老铁师傅的说法应该可信。从理论上来说，算是已经查明了这把匕首的基本来路。不过，于寻找线索而言，这个结果等于是断了继续往下调查的路。那就只有指望去江南造船厂向金相分析专家请教的六组组长裴云飞能够撞到好运了。

还别说，裴云飞真的撞到了好运。但他在撞到好运之前，已经坐了一个上午的冷板凳。

上午9时许，他赶到这家由军方管控的沪上最大的国有造船厂，在大门口出示证件办了手续，直奔厂保卫处。保卫处一个姓孟的科员接待了他，听说是来拜访金相研究室首席专家邬政的，立刻露出警惕的神色，重新查看了裴云飞的证件，还往市公安局打电话核实了他的身份。江南造船厂承担建造海军炮艇的任务，金相分析室虽小，在这个造船大厂中的地位却是重中之重。而那位曾留学英国、日本的海归技术权威邬政，则是远东军区司令员兼东海市长下令必须严密保护的专家。这种“保护”，不仅是严防敌特加害，还有“内防”的成分-防止其他省市的兄弟单位挖墙脚，将其“绑架”。

所谓“绑架”，绝不是危言耸听，前不久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上海钢铁公司第一厂（1957年3月更名为上海第一钢铁厂）的一位钢铁化学分析专家梁先生，大白天被中南地区老家的公安便衣凭着货真价实的公函堂而皇之地带走了，说是“配合调查中央交办的绝密案件”，厂里不敢追问原委，哪知这是当地为发展钢铁经济施展的招数。梁先生回到家乡后，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不但予以重用，其家眷也由当地政府妥善安排。上海方面自是恼火，直到现在华东局还在跟中南局扯皮。如此，保卫处的孟同志慎重对待这个前来拜访邬先生的公安便衣，也就可以理解了。

孟同志是保卫处的一名普通科员，工作认真，不过生性胆小，遇事踌躇，缺乏担当。此刻就是这样，尽管他已反复查验过来人的身份，还是不敢拍板，便向领导请示。保卫处有正副处长，副处长去北京参加军委举办的军工大厂保卫工作培训班了，正处长正在参加厂部会议，孟科员只好抱歉地告知裴云飞:“请你稍等，咱们处长开完会签了字，才能跟金相室联系。”

就这样，裴云飞在保卫处的会议室里看了一上午的报纸。一直等到11点半，保卫处长终于开完会，签了字，孟科员即跟金相室联系，邬政已经去食堂午餐了。孟科员就开了一纸客饭单，带裴云飞去吃饭。裴云飞还以为能在食堂遇见那位邬先生，哪知人家邬先生是享受专家待遇在小食堂用餐的，希望落空。

午后1时许，裴云飞终于见到了邬政。这位冶金权威端详着裴云飞出示的黑色匕首，沉思半晌方才开口:“黑色刀具我倒是见过，不多。但这种黑色匕首真没见过，更没听说过。”一边说，一边拿起桌上的高倍放大镜仔细观察，“罕见！实在罕见！制作这种匕首的钢材非常特殊……裴同志，想弄清这把匕首的来历只有一个办法从匕首上取少量金属粉末做一个分析。”

裴云飞马上点头:“谢谢先生！那就拜托了。”

邬先生把裴云飞带到旁边的实验室，吩咐助手作好一应准备，他亲自指点操作，用记号笔在匕首的血槽上端点了一下，叫助手在这个位置用一毫米直径的钻头打一个孔，收集金属粉末进行分析。助手依言照办，起初用的是高碳钢钻头，竟然钻不下去，遂改用实验室存量很少的特制合金钢钻头。这种钻头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人控制的江南造船厂（日军占领上海期间改名为“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实验室的材料库里发现的，系当时最高端的精钢。据说清乾隆年间日本国作为国礼“仪奉”的倭刀，就是由这种材料制作的。和珅第一次见识到倭刀时，曾向乾隆皇帝发出感叹:“咱们大清的宝刀遇到倭刀，就不宝了！”足见日本冶金技术水平之高。

黑色匕首遇到特种钢材制作的钴头，这才服软，被钻出了一个一毫米直径的浅孔。裴云飞是锁匠出身，也属于金工范围，他在一旁看着邬政的助手进行上述操作，不由得暗暗称奇-那些金属钻花和粉末竟然也是黑色的，也就是说，用来锻造匕首的钢材本身就是黑色的，这是怎么做到的？

邬政同样吃惊:“这世上还真的有黑钢，我算是开了眼界啦！”

裴云飞请教:“先生，这黑钢是怎么炼出来的？"

邬政指了指正在取样本的助手:"等金棚检验结果出来后再说吧。咱俩去办公室喝茶。*

两人刚回到邬政的办公室，保卫处那个孟姓科员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无声无息地在门外站着了。

裴云飞低声间:“这是先生的警卫员？”

邬政大笑:“这位孟同志是冲你来的，他生怕我被你给绑架去。”

裴云飞大奇，又不好问是怎么回事。邬政遂将上海钢铁公司第一厂发生的“绑架案”说了说。正说着，助手从实验室过来了，把化验单递给邬政。邬政稍一浏览，递给裴云飞:“你看看，一会儿给你盖个章带回去，你们要存进卷宗的吧。”

裴云飞实话实说:“这个太专业了，我看不懂，请邬先生指教。”

邬政便把送检匕首样品的金相分析结论作了简单解说:“用来制造这把匕首的钢材是一种稀有材料，其特性跟刚才使用的日本合金钢钻头相似，硬度稍弱，但韧性强，估计是进行了某种改造，可能是成分上的，也可能是工艺上的。制作钻头的合金钢是日本的绝密技术，严禁向外泄露，但改进后的这种黑色特种钢，也许管控没那么严，不知通过何种渠道流入民间。至于为什么用来打造匕首，那我就说不上来了，这已经超出了我的专业知识范围。”

一旁的助手提议:“要不请小田先生来看看？”

一语提醒了邬政:“对！请小田先生看看，没准儿他能说出些道道儿来。”

037号合金钢

裴云飞寻思，既然叫“小田”，那应该是个年轻人，估计跟自己年岁差不多。不过，在金相研究所这样的科研单位，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其专业成就不可能跟邬先生相比吧，怎么邬先生还要向他请教？

邬政可能察觉到他的不解，解释说:“这位小田先生，是日本人。”

小田先生今年四十挂零，战前就加人了日本共产党，在日木排名第三的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金相研析室担任副主任。1940年，他被军方征调来沪，主择“三奏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即江南造船厂）的研究工作。他是单身汉，在上海娶了一位中日混血的女子为妻。待到抗战胜利，小田先生不是军人身份，没被国民党当局遣返，继续留厂效力，但职务被一撸到底，薪水也连降七级。解放后，日本共产党致函上海市军管会，这才知道原来小田先生是早在大学时期就已参加日共的老党员，战时与共产国际的情报机构建立了关系，收集了大量日军方面的情报。于是，他被任命为金相所的第二副所长。小田先生的业务水平甚高，但因其日本国籍，业内没有请他去讲课、论文约稿之类的事，就在江南造船厂默默无闻地发挥他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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