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午后,“103专班”第六组三名侦查员裴云飞、张伯仁、丁金刚抵达镇江、直接去了江苏省卫生学校旁边的四牌楼旧货市场。
此时距廉梦妍淘得那对玉杯已有六年,由于政府加强了对收旧、典当行业的管控,并开始试点公私合营,四牌楼旧货市场的买卖已经不像当年那样红火了。市工商局在该市场设立了一个办公室,税务局也派来了一个常驻市场的税管员,一句话-管理纳人正轨了。这一纳人正轨,就把摆地摊的小摊贩给惊走了。侦查员在市场里转了一圈,也没看到廉梦妍所说的那类出售瓷器的小贩,只有几家小店在卖宜兴茶具以及估计是从关门歇业的饭馆经营者那里收得的碗盆碟勺之类的瓷器。向店主打听卖旧瓷器的小老头儿,都摇头说不知道。
那就只有去问问工商局的工作人员了。工商局在旧货市场的办公室有三个办事员,被称为“柳主任”的那位是一个气质老成的中年人,看过侦查员出示的证件和公函,他热情招呼三位落座。侦查员开门见山道明来意,柳主任说这边市场里原先地摊甚多,最近半年日趋减少,大约走掉了五分之四,剩下的五分之一,也没有卖瓷器的。说着,他转脸问两个属下之中那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小金,你比我们早进市场,看见过那么一个卖瓷器小件儿的小老头儿吗?"
当初镇江市人民政府决定往旧货市场派驻工商税务,先让工商局的工作人员打前站,每天像寻常群众那样来逛市场,了解市场的经营状况,为了装得像,有时还买点儿小商品,小金就是专门干这差使的。这姑娘记性很好,观察事物也比较细致,当下想了想说:“印象里是有那么一个小老头儿,在市场西门内那棵银杏树下设摊卖瓷器小物件,我还给侄子买过一个能够吹出鸡鸣声响的瓷公鸡哩,小侄子现在每天早上还要吹-
色凶刀
四,惹得邻里的公鸡都此起彼伏地跟着打鸣……喂,对了、根据领导的指示,我还跟他聊过几句,了解小商版对政府的管理有什么看法。…"
侦查员一听似平有戏,忙问:“有没有问这个小老头儿姓甚名谁,家住哪里?”
“问倒是问了。可时间太久,已经记不得了。”见侦查员脸上露出失望之色,小金马上补充,“不过,当时我跟每个小版的谈话内容,都记在工作手册上了。”
说着,小金打开写字台一侧的柜子一通翻找,果然找出了三本工作手册,很快查到记录着跟那小老头儿聊天内容的一页。裴云飞接过一看,上面有小老头儿的名址:沈鹏顺,朱方路三德里19号。
三位侦查员直奔朱方路派出所,一提沈鹏顺,派出所民警说管段里的确有这个人,不过现在已经不归他们派出所管了。侦查员不解:“这是什么意思?他搬家了?”
民警说:“这老头儿是租居户,在这边住了五六年了,户口是1948年由旧警署给上的,解放后我们按照规定沿袭登记。半个多月前…嗯,应该是4月2日吧,市局政保部门来了辆小吉普,把他给带走了。”
“因为啥事儿?”
“听说那老小子在老家做过土匪,反动派闹还乡团时他也参加了,利用走街串巷做旧货买卖之便给人家打探消息。解放后他就逃到镇江这边躲起来了。最近市局政保部门收到检举信,就把他抓了,关押在市局看守所。按说这种对象是要被押回老家审判的,现在他是不是还关在看守所,那就不清楚了。”
裴云飞和张伯仁商量片刻,决定直接去看守所打听,如果没押走,那就立即讯问;如果已经押回老家了,就把与其同一监房的在押人犯开出来,了解沈鹏顺在关押期间是否聊起过有关那对玉杯的情况,同时跟沈鹏顺原籍的公安机关联系,做好去沈的原籍地了解情况的准备,只是这1番折腾,难免要耽误些时间。
三人的运气还不错,沈鹏顺尚未被押解回原籍,看守所方面已经三次去函沈鹏顺原籍地公安机关,催促他们派人过来把该人犯提走,估计这几天也应该来人了。
很快,看守民警将沈鹏顺从监房开出来。这小老头儿一看来了三个便衣,眨着一双耗子眼,眼珠子滴溜溜乱转,似在猜测对方的来路。侦查员也不跟他啰唆,由旧警出身惯于装腔作势的张伯仁开口说明外调来意。沈鹏顺听着,露出不解的神色:“你们是上海的?我今生从没踏进过上海滩一步,哪里知道上海的什么事情?”
“你虽然没去过上海,但跟来镇江的上海人打过交道嘛。”张伯仁遂提起1947年夏天沈在四牌楼旧货市场摆摊期间跟卫校女生廉梦妍的那桩买卖,临末问,“还记得这事吗?”
沈鹏顺连连点头:“记得记得!”
裴云飞听对方回答得这么爽快,心里便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这主儿是以出售旧瓷器为业的,经手的大大小小瓷器不计其数,而廉梦妍在旧货市场淘得那对杯子是六年前的事,这小老头儿怎么记得那么清楚,此刻一问就想起来了?当然,这只是裴云飞脑海中的一闪念,此刻还不宜提出质疑,且听他怎么说吧。
张伯仁继续问:“你卖给那个姑娘的那对杯子是从哪里弄来的?”
沈鹏顺的回答跟雷理娟所说并无差别,即从郊区--镇江东门外七里桥镇梢头的一户黑门牌老太太家收购来的,两个杯子的收购价是一块银洋,他卖给那个卫校女生是两块银洋,这笔买卖做得合算,他从苏北逃到镇江这几年以来,这样的买卖难得遇上几回,所以印象深刻。
侦查员感觉沈鹏顺不像在说谎,又问了问那个黑门牌老太太的情况,但时隔太久,沈鹏顺只是对那个黑门牌有印象,其他的就说不出什么了。
离开看守所,侦查员直奔七里桥。七里桥的确有一座古石桥,镇子就以这座石桥命名。七里桥镇不大,就是东西一条街,大约有一华里长。三人转悠了一个来回,却没见有哪户居民门上钉着黑门牌的。张伯仁心里不踏实了,嘀咕说:“别是给那家伙耍了?”
丁金刚说:“咱们还是去派出所打听一下吧,
既然是门牌,应该归派出所管,钉上或者取下都是户籍警的事儿嘛!”
裴云飞、张伯仁认为言之有理,就向街边住户打听派出所的位置。可是,这个镇子过于袖珍,没有设派出所。那就只好去镇政府打听了。
镇政府驻地也有点儿寒碜,设在一座名唤“将军庙”的废弃庙宇里,简直可以算“危建”了,连同镇长在内,一共只有四名干部。分管治安工作的是一个姓岳的中年男子,身份既是镇政府干部,又是民兵连长,管着镇子周边五个村庄的民兵。侦查员跟此人甫一接触,顿感“凡人不可貌相”,这个干部看外表跟城郊农民无甚区别,来头却不小
他是抗战前期新四军驻茅山部队的一名侦察员,被派到镇江潜伏,从事情报工作。后来地下交通线遭到敌人破坏,他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老岳是走江湖打拳卖药出身,有些功夫,当晚便打死岗哨越狱,躲到七里桥的将军庙出家为僧。性命是保住了,也算有了一份职业,至少俄不死,但跟组织上的联系也中断了。如此一直到镇江解放,方才去市委组织部设在镇江市内的“失散同志报到处”进行登记,顺利通过组织上的审查,回归革命队伍。可是,党员身份作废了,必须重新申请人党,而且党龄要从获准重新人党之时起算。因此,老岳虽是1938年的老新四军,但党龄还不到两年。
老岳对镇上的情况很熟悉,听上海来人如此这般道明来意,几乎不假思索地说:“有这么个老太太,姓安,还住在七里桥镇上,我带你们过去。”
路上,老岳告诉侦查员,这个安老太出身富家,其父据说是清朝军队的下级军官,离开行伍后回到镇江老家开了一家织布厂,又在轮船公司人股,还盘下了一家古玩店。其父有一个绿林出身的严姓江湖朋友,金盆洗手后在七里桥置地造屋。两家多年前定下了娃娃亲,安老太成年后,就嫁给了严家的独子严茂仁。两人成亲不久,严茂仁的老爸去世,家产遂传到他的手里。
严茂仁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因患病未曾就业,一直在家写字画画,修身养性。继承了家产的严茂仁并无“发扬光大”之想,全家日常生活靠收地租和放债的利息。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受“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对租地户、债务人比较宽容,从来不逼债、地租债务收不网来,就变卖田产补贴自家开支,当地坊间称他为“慈仁公”。
至于黑门牌,则是因为他留学日本的那段经历。抗战爆发前,他跟曾经的日本同窗过从甚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镇公所认为严家有“通敌嫌疑”,就给钉上了黑门牌。解放后,人民政府否定了伪政府(初解放时社会上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称谓)的做法,把黑门牌给摘了。不过,大前年土地改革运动时,严家被定为工商地主,没收了地产、投资股份和家中的部分财物,原先的佃户还给严家的门框上钉了一块“地主”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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