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3部分（第1页）

，而且是中央级的新闻报道。这份杂志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办的，规格也确实很高。但我并不高兴，因为没有我的名字，才两句话不到20字，这能算文章吗？所以我至今也没有把它当回事。虽然文章不像文章，但作为一个团级单位能够在总部的刊物上露露脸也确实不容易。

那时每个部队对新闻报道工作都抓得很紧，团以上单位都有硬指标，评比奖罚细则很到位。比如，电台广播稿播音员念一次就完了，很难查证。所以所有发表的稿件要以邮局寄来的稿费汇款单为凭证。我至今还保留着许多这样1元2元的稿费凭证。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谁在《解放军报》上发一篇稿，就可以立三等功，战士可以直接提拔为干部，所以大家写稿投稿的热情非常高。当时的军队也和地方一样，百废待兴，各项工作很有生气，领导们既想通过新闻报道反映自己的工作，也想通过新闻报道鼓舞士气，激励工作。据说有位师政委，发动全师官兵写稿，装了几麻袋文章，还装了几卡车的大米、食用油和土特产，派宣传科科长送到报社，让记者编辑老总感动了好几年，这个师的新闻报道工作自然很出色。

这样的环境，为各路秀才们创造了施展才华的各种平台和晋升机会。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在部队发展要耍好“两杆子”，一是“枪杆子”，一是“笔杆子”。这样，我那篇没有名字的新闻稿，不仅为团里争了光，多了一篇中央级稿件，当年全团新闻报道排在全师第一；师里多了一篇中央级稿件，当年全师新闻报道排在全军第一，为此，师团都给我发了新闻报道一等奖，大家心照不宣，我也装傻半推半就。

写《拔“钉子”》这篇文章时，我已调到师司令部作训科任参谋了。这篇文章是与科里另一位参谋章新文合作的。那时，章新文是科里的内勤，安徽人，很内秀，有文字功底，语法词汇、谋篇布局已很有研究，如对“的”和“地”的用法，他就有很精辟的说法：“的”的后面一般是跟名词，“地”的后面一般是跟动词。而这些却是我的弱项，我的强项是想法多、观点多。

科长陈光运是个湖北人，他的学术能力在全军已小有名气了。陈光运对全科的学术研究工作抓得很紧很细，经常把我们召到一起传授写作和研究的技巧，还给我们讲解错字别字。他把我与章新文撮合一起搞研究写文章可谓用心良苦，那时叫互补，现在叫双赢。

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邓时发，是陈光运的老乡，他们的关系不一般，文章经陈光运润色推荐很顺利地发表了，“庖丁解牛”这个成语就是他给我们加上去的。后来，我还专程到南京军区陆军学校求教过邓时发，这是一位很好的编辑，编发过我12篇学术文章。1985年军队百万大裁军时，南京军区与福州军区合并，保留南京军区名称，而南京军区陆军学校并入福州军区的南昌陆军学校，这份学术刊物也停办了，邓时发选择了转业，他回武汉联系工作时给我打过电话，当时我已调成都军区工作，也没有能力为他尽一份力，至今感到很愦憾，一晃20年了，再也没有联系过。

另一个要感谢的人是华士咏，他是我们2师出去的，曾在人民前线报社总编办公室工作。我在登稿无门的情况下，斗胆给他去了封长信，居然感动了他，一次他值夜班时，竟然在马上要制版的报纸中插进去了我的第一篇独立报道并署名的新闻稿：《新兵一班考核夺魁》。虽然文章极短，正文加上标题、标点符号和署名才64个字符，稿费仅1元，但对我的激励是很大的，这一天是1982年12月7日。报纸与杂志的影响力是两个等量级的，杂志的受众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学术杂志的辐射更小，报纸辐射的面要广阔得多。很多人是从这篇小稿开始认识我的，知道我会写写文章，在团里也算个“笔杆子”、小秀才了。

《拔“钉子”》和《夺魁》两篇文章发表后，一发不可收了，从1983年到1985年，在全国报刊上又发表了72篇文章。

专栏作者

那几年，我们军搞学术研究的风头很劲，从军长到战士，人人动手，我们作训科也订有指标，并向师司令部作了保证：每年人人要见报。这就很难，科里有位参谋余敬军，步兵五大技术很好，但文字细胞少得可怜，要他独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实在比登天还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既要提高干部的写作和研究能力，更要加强与报社的联系。为此，陈光运到北京的解放军报社学习了半年回来后，便又派我去南京的军区人民前线报社学习，那是1982年8月的事。

我学习的那个科是报社的军事科，科长李赞廷是位河南人，1963入伍，很亲切和善，杂文写得非常好。我有一篇文章叫《也谈“蒸馍”》，河南人称馒头为馍，是李赞廷让我写的命题文章。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评论文章，他们称之为言论，一般是报社的头头脑脑才有资格发这样具有导向性的文章。文章是批评部队训练中的一种倾向，只重视自己实践中取得的直接经验，而对别人实践中取得的直接经验而对自己来说是间接的经验往往不屑一顾。文章劝诫：吃别人蒸的馍也香，对自己来说是间接经验，却是别人获得的直接经验，同样是宝贵的，也应虚心认真学习。

军事科负责带我的编辑叫彭秀良，1955年生，1975年入伍，江西人，是从181师政治部宣传科上调的。他虽然比我仅大4岁，却比我成熟许多。我俩职务一样都是正连职，但他的水平比我高很多。那时，他已结婚，夫人刚生下一个女孩，随他夫人姓李，而且刚在军区大院分了一套两居室，小日子过得很舒坦。遗憾的是，他刚过40岁就因患肝癌而英年早逝。1999年，我出版了第一部文章集《初出茅庐》，在补记中专文对他致谢致哀。从1983年1月至1985年5月的两年半中，我在《人民前线》报发表了37篇文章，有34篇是经他编辑润色的，其中5篇被报社评为红旗稿。1983年和1984年，我连续两年度被人民前线报社评为一等奖作者，聘为特约记者。这些文章虽然多是些“橡皮块”、“豆腐干”文章，但对我的影响却很大。那时的报纸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版面，也不是日报，每周出三期，每期四个版，每版八开。全军区就这么一份报纸，僧多粥少，稿子很挤，所以编辑们很吃香，但也很辛苦，采编、画版、校对集于一身。我负责为彭秀良打下手、干杂事，打水、扫地、抹桌子，过去学徒干的活我全包了。彭秀良心情好的时候，时间阔绰的时候，也让我编编稿、画画版，这是对我最大的褒奖。在人民前线报社工作期间，使我对媒体运作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比如当时投稿，你想在哪份报纸上发表文章，先要熟悉报纸的栏目，选定一个栏目后，再反复研究栏目中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代表着栏目报道的方向和编辑的思路喜好，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提高投稿的命中率。彭秀良负责的版面叫《训练与实战》，每周一个版，一年36个版，主要刊登一些军事学术和训练研究方面的短文，有一个栏目叫《练练想想》，我几乎成了专栏作者，每隔一期总有我的一篇文章，文章很短，每篇不超过200字，但要见微知著，一事一议，有观点，有故事，有想头，像文学体裁中的微型小说，写起来不费时间，但需要作者有极强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实在很过瘾。

我说过无数遍感谢编辑们的话，但他们都很不介意，说编稿是他们的工作，编谁的稿都一样。我想，有时前辈无意中说一句鼓励后生的话，随意地编发一篇新人的文章，不仅对他们终身受益，还可能改变他们的一生。

记得在人民前线报社学习时，还有一位从我们1军来学习的战士许佳文，苏北人，有些文学功底，写的散文很耐看，我很羡幕他的才气，也勾起我一度消沉的文学梦，因为他的一位老乡在报社文艺科任副科长，我想请他走走后门，于是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一次我将一部长诗交给许佳文，让他转给他的老乡，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一天中午，他神秘地告诉我，副科长要见我，我的心跳攸地加快了，我想好事来了！我小心揶揶随他溜进副科长的办公室，还没找到座，那位副科长便劈头盖脸地喝斥开了：“你这叫什么诗，见了什么都成诗，竟然写了几百行，还想发表。像你这样的诗，我一天可以写几万行，见把椅子：啊，椅子呀；见扇窗户：啊，美丽的窗户······”他的一席话不仅让我无地自容，极大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更使我发誓要做点成绩让他瞧瞧。今天回想起这段往事，我还是要衷心地感谢他，那场文学惊梦之后，虽然偶而也发表一些所谓的文学作品，但对自己身上形象思维基因的缺陷能够客观地认识了，注意扬长避短，更专心地锻造自己的逻辑思维的能力了。不过，至今我仍对他那种居高临下、热嘲冷讽的态度不敢苟同。作为一位有点文学素养的前辈，对文学青年，对写作爱好者，对他们的稚嫩甚至缺点，为什么不能换一种指教的口吻和方式，那样的效果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在报社学习，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见报发文章不成问题了，接下来要完成科长交给的任务，解决作训科人人要见报的难题。为此，我想了一个点子，利用我特约记者的身份，对我们全科人员进行了集体采访，写成了一篇访谈《谁坐第一把交椅？》，主题是：步兵分队的技术训练应该突出什么？科里每位同志都说上一段话，得出的结论是：步兵分队的技术训练，应该将第一把交椅让给火箭筒训练。因为火箭筒是当时步兵分队装备的最强火力武器了，而我们在训练中总喜欢驾轻就熟，在枪上打转转，把火箭筒训练放在最后一把交椅上。应该说，这个问题是当年部队训练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篇文章的体裁很新颖，可读性也很强，1983年1月5日《人民前线》在4版头条位置很醒目的发表后，即刻在军区范围内引起很大反响，稿子被报社评为红旗稿，新年科里来了个开门红，人人见了报，提前完成了全年的任务，我个人第一次以记者的名义上了报纸，皆大欢喜。

1983年，是我第一个过足铅字瘾的年头，发表各类文章26篇。年底，我所在的陆军第一军颁发通报，表彰年度军事学术研究先进单位和个人，称：“自1981年军召开军事学术研究成果报告经验交流会以来，各级对军事学术研究普遍引起了重视，列为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作为改革训练、提高训练质量的先导和突破口，紧紧围绕改革课题，广泛深入地开展研究，有力地指导了部队训练和改革。”这次共通报表彰了5个先进单位，47位先进个人。先进个人中设一等奖3名，我是其中一名，还有当时已任2师副参谋长的陈光运、时任2团参谋长顾守成（现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少将）；二等奖9名，有时任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李稼夫、2师师长张天富（现任浙江军区副司令，少将）、5团参谋长刘洪凯（现任陕西武警总队队长，少将）；三等奖35名，有时任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李乾元（现任兰州军区司令，上将）、3团2营营长戚建国（现任某集团军军长，少将）。这份发于1983年12月4日的文件，我至今仍保留着。当时印了55份，存档2份。20年过去了，已是档案工作者的我，深知这份文件的档案价值，但对我最大的意义是，她激励我从此把军事学术研究当成终身的爱好和事业，而不像许多人把学术研究、发表文章当作一种工作、任务、职业，甚至向上走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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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代剑

1984年，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年。1月9日上午，经父亲的朋友介经结识了夫人陈虹。3月28日凌晨，父亲因病逝世。之后，随部队赴云南前线参加边境战争。

那一年的4月，我受邀到西安参加当代中国文学第四届年会。在此之前，虽然我是一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但我从来没有发表过半个字的文学作品。对于这个机会，我很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姜民生老先生，他是我中学同学马英的战友赵静杭的父亲赵伯森引见的。

我此行西安的主要任务是为2师师长张天富的书稿《诸葛亮〈将苑〉今译》联系出版事宜。在那些天，我捧着别人即将出版的手稿，远望文学讲坛上侃侃而谈的大家，那深藏已久，渴望出人头地、成名成家的念头，再一次蹿了出来。我暗发毒誓，一定要出一本影响人类的书，一定要成为一名众人仰视的大学问家。

暮然回首，虽然自己为了这么一个看来既狂妄又幼稚的誓言，竭尽全力，耗费了20年时间，但却失去了许多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东西，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还有生理的。

我到西安不久，部队就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开赴云南边境执行作战任务了。部队的行动很迅速，只准备了一周，就开拔了。当时我已在军司令部作训处任参谋，由于处里无法与我通信联络，就把我作为留守人员交到军留守处，负责人是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冯志道。我是回到部队营房后，才知道大部队已于两天前奔驰南下。我浑身沸腾了，拎着行李直奔冯志道办公室的，要求立即上前线。话说了一大堆，什么理由都说尽了，时间耗了两个多小时，他就是不同意，说这是纪律，是革命分工的需要。我暗自认为，他的决定会耽误我的前程。那个年龄段的我很自负，自以为在同年龄的战友中是最优秀的，这次错过杀敌立功当英雄的机会，预示着今后的政治前途将落下一大截。

在这种可以将生命置之度外的革命英雄主义，准确地说是功利主义情绪困挠下，接下来的日子就很难熬了。大部队在边境搞临战训练，经常有各种消息传下来，我愈发感到很失落，很消沉。说实话，在留守处工作的同志都是有想法的，多多少少有点被主流群体抛弃的感觉，留在后方的同志总有老弱病残之嫌。我常常是食不甘味，夜不安寝，越想越觉得自己很背时，好机会总是赶不上。我把所有的气都出在冯志道的身上，心想只要老冯同意，我完全有理由去追赶大部队的，因为我是堂堂作战训练处的参谋。于是，我经常在背后传播别人编排冯志道的怪话，说他的身高、体形、长相和性格有“四个一个样”：“站着与坐着一个样，跑着与走着一个样，笑着与哭着一个样，说真话与说假话一个样”。他知道没有马上发作找我谈。有一次军留守处全体同志开大会，会议结束后，他当着很多人的面指着我说：“你这个小鬼心眼还蛮多的，我再给你补上’一个样’，我跟你爸‘一个样’”。大家“哄”地笑开了。我很生气地回敬了他一句：“我爸刚死了。”大家又“哄”地笑了。他也不介意。冯志道是个怪才，陕西人，记忆力特别强，背诵9位以内的数据绝对不会错，讲话出口成章，开大会侃一个上午不用拿稿子。他曾是我们作训处的老处长，干了10多年，后来到2师任副师长，年龄近60岁时调回军部任副参谋长，后为照顾家属子女，调江苏省军区，在司令部副参谋长任上离休，后来我还到南京看望过他，现在已作古了。

我们军是11月接替友军防务的，不久打了一仗。部队总结休整期间，在军长傅全有的指示下，我终于能够轮战上前线了，12月我带领军机关5位同志来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立坡县的落水洞——我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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