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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与蜜(第1页)

糖果是可以改善心情的好东西,酥酥甜甜,一说起来,骨头仿佛都轻了二钱。幼时吃糖果的机会有限,但也有些甜蜜的记忆。

小时候我对世界的认知,跟后来听长辈们描述的很不一样。长辈常感慨当初的贫困艰辛,听多了也觉得他们说得没错,但自己回忆时,几乎每个片段都是快乐的,偶尔梦到不识艰辛的童年,还会笑醒过来。

那时候,物资确实稀缺。每个月,从广西方向开来一趟供应车,把全镇人巴望的物资拉到供销社。但购物票有限,工资也很微薄,买了酱油盐巴,就不能再买别的。在维持生计已很勉强的情况下,柴米油盐都成问题,白糖这类奢侈品更别想了,一年最多买一两斤,也是为了年夜饭和做米花。爸妈对此从不抱怨,我自然也觉得世界本来就是这个要啥没啥的样子,成天没心没肺地乐呵着。

大概遗传自我爸,我特别喜欢甜食,尽管一年也吃不上几回。每次买回白糖来,爸妈就给我们做几碗糖水炒米解馋。我舍不得大口吞咽,捧着专用的小碗,宝贝一样地磨蹭着吃,一粒一粒含在嘴里,体会着白糖的甜和炒米的香在舌头和上下颚之间流转的幸福,爸妈催我快点吃,说炒米软了就不好吃了,我护着碗不听,这样一碗能享受一天。

两三岁时我就掌握了偷糖吃的技艺。爸妈为了防我,把装白糖的陶罐放在高高的立柜上。这怎么可能难倒我?每天一早,我就盼着父母和哥哥赶紧出门,他们上班上学后,家里就是我一个人的天下了。噼里啪啦的锁门声一消停,我便爬上写字台,透过窗户看妈的身影,见她转出大门,立即翻身下桌,搬四张小椅子,两张对头垫最下面,一张垒上去,最后一张垫脚,方便爬上爬下。为了一点甜头,小小年纪就显露出了超人的建筑天赋。站稳后,我小心翼翼揭开糖罐盖子,舀出小半勺,装在叠好的纸包里,因为怕被发现每次不敢多取。背着人的时候,才用指尖粘起几粒,顶在舌尖,等它慢慢融化。小时候自作聪明,舀完后还不忘晃晃罐子,把痕迹抹平。其实大人哪会去察看那土罐里的风云变幻。只是时间一长,每天小半勺也难免露马脚。

有天妈来取糖,一拿罐子吓了一跳,怎么这么轻?回头问我爸,爸也不明就里。俩人狐疑地转向看我,我慌了神,哇的一声就哭了。我妈赶紧搂住我好言好语哄劝,她说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拿到的。我支支吾吾说完,屁股就挨了一巴掌:摔下来怎么办!你吓唬老娘啊!想吃可以,但必须跟大人说。后来我试了,有时候给,有时候不给。

我四岁那年,妈趁着夜色抱来一只罐子,神神秘秘地说,是同事当火车司机的爱人从柳州带来的蜂蜜。说完就欢天喜地地和我爸商量怎么用。他们先匀了一半出来,说带给县城的外公,大舅和大姨三姨也各分一点。分好之后,妈很兴奋,用白瓷调羹舀了半勺喂到我嘴里,用一种期待的表情,笑哩哩地看着我。

蜂蜜这东西不仅甜,还有股清香,口感又糯又稠。我用舌尖慢慢抿着,心里乐开了花。妈看我吃得开心,自己也高兴,找了块塑料布蒙住罐口,盖上盖,小心放在立柜上,跟白糖罐子并排摆着。放好了,还故意朝我哼一声,这一哼果然有威慑力,我惦记了好多天一直有心无胆,最后还是败给了对甜的无尽向往。

蜂蜜真是太好吃了,那味道绕舌半月,我实在忍不住,又自制椅梯,斟酌着舀了半勺。下来时,需要用双手维持平衡,必须把勺子放在桌面上,可蜂蜜会把勺子裹住,放下前须把勺底舔干净。偷来的东西格外香甜,我舔得心花怒放,忘乎所以。等勺底干净了,我灵机一动:这蜂蜜要是裹上白糖,岂不是甜上加甜?说干就干,我打开久违的白糖罐子,完全沉浸在对美味的憧憬和突发奇想的得意中,彻底忘记了恐惧。

如今,我已经忘了蜂蜜裹糖的味道和口感,只记得那天站在堆叠的椅子上,扒着齐胸的柜面,陶醉地舔食了很久。直到下课的钟声当当当地敲响,我才如梦方醒——必须赶在爸回来前恢复原状。仓促间,我撕下一张信纸,连勺带糖包住,放进了荷包。好在爸粗枝大叶,什么也没发现,回家后抱我玩耍了一阵,就又去赶下一节课了。我更是得意,那几天时不时窃喜地偷瞄柜上的两只罐子。

然而问题终究会败露,蜂蜜浸透信纸,渗入布里黏糊糊的,荷包就像没晒干的布壳。几天后,我妈洗衣服时翻到,不用想也知道她会是什么表情。意外的是,她居然没揍我,把我揪过去臭骂一顿后,自己倒哭了起来,一言不发地在搓衣板上揉了半天衣服。从那以后,爸妈把蜜罐和糖罐都挪到了碗柜里,我不用费力就能取到。不过,我也没有因此多吃,和原来一样,偶尔偷半勺。爸妈再也没管过。

姐大我九岁,我两岁时她就在县重点中学住校了。那时候,贵州的铁路弯曲起伏,坐火车有如穿迷宫,七十公里的路程要将近三小时。交通不便,回趟家不容易,姐格外珍惜寒暑假。姐喜欢我,一回家就抱起亲个不停,去哪儿都会牵着我。我也喜欢她,因为跟着她可以到处玩——去天渠爬山吹风;到林场摘刺梨;去马厩看大马;到小河边看人抓虾子……姐还用纸给我剪星星,白的红的,贴满墙。有她看护,爸妈都很放心。姐一回家,我的日子就变得丰富多彩。所以一到假期,我就盼着她早点回来。

姐说我天生是混百家饭的,到谁家都很自在,于是常带我到她朋友家里玩。她有个闺蜜姓汤,家住一幢二层的小木楼。一楼是厨房和父母卧室,汤姐住二楼。一到她家,姐儿几个就钻到汤姐房间里聊天,边聊边咯咯笑,只偶尔喊我一声,确认没丢掉。

汤姐家的楼梯很陡,走上去嘎吱嘎吱叫唤。头顶的大木梁横过里外两进房间,房顶是矮阁楼,有把竹梯架在一米见方的出入口。一扇小木窗糊着发黄的报纸,打开窗户都透不进多少光。我总感觉那房子藏着很多秘密,放开了性子在那些神秘的角落里钻进钻出,假想有人在一起捉迷藏,一起寻宝藏。然而,除了一个蜂窝煤枪,什么也没找到。玩得无聊去找我姐,她们正在剪星星,用正方形的纸叠成细长的三角形,在尾部斜斜剪一刀,摊开就成了。还有人琢磨出了带外圈的五角星,剪了个大的,套在我脑袋上,几个人哈哈傻笑。

我不理她们,继续东摸西摸寻宝。目光扫过窗边的八角茶几,突然发现一堆杂色毛线下隐隐透出光亮。嗯?那是什么?一回头,看到汤姐正警惕地盯着我。一种“有货”的直觉在我心里澎湃起来。我快步奔过去,扒掉毛线,一个蓝面金边的圆形铁盒赫然显现,盒子上还有嫦娥和月亮。这种盒子里装的不是糖就是饼干,反正是好东西。我好兴奋,抱起铁盒,冲着表情复杂的汤姐说:“哎呀,这个盒盒真好看啊!”

汤姐笑得很勉强:“嗯……嗯。”

“里面装的什么呀?”我抖动铁盒,里面传来沙沙的声音。

汤姐尴尬地看看小姐妹,眼神闪躲,憋不出话来。

“我能玩这个吗?”

“呃,嗯,嗯……”

“哇,是糖啊,我能吃吗?”

汤姐如梦方醒:“哎呀,都忘记招待你们了。看我这记性!”她一步过来抢过盒子,抓了一颗放我手里:“来,吃啊,到那边玩去,乖!”然后她转过身去,不敢再搭我话,给每人抓了一两颗。

我一路碎步跟过去,牵着汤姐衣摆:“我要吃糖。”

这时,我姐从惊愕中缓过神来,铁青着脸,劈手把我手里的糖夺了过去,塞回给汤姐。然后一把揪住我后领,喝道:“你,跟我回家。”连招呼都没打,就把我拽下了楼,害我差点摔跤。

姐一路急匆匆地跑,几乎要把我拽飞起来。到了家门口,她停下来,见我在哭,厌恶地说:“你还有脸哭!人家那个糖是留着过年的,你怎么会这么不要脸啊!家里又不是没有!”我一听又高兴了,擦着眼泪问:“在哪儿呀?”姐狠狠回道:“不争气的家伙,就知道吃吃吃!就算家里没有,也不能吃别家的,晓得不?我要跟妈说,看她不打死你。”看我又要哭,她无奈地叹叹气,伸手牵我回了家。那以后,姐再也没带我去过汤家。

过了很多年,汤姐来我家拜年,说起这件事时和姐两人指着我笑得前仰后合。我也跟着没皮没脸地笑。妈该是第一次听到,白我一眼,边笑边擦着眼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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