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昆仑山的时候,我们坐的是大卡车。齐着大厢板垛满麻袋,每袋两百斤大米。坐在上面,透过棉裤,感觉到蚂蚁般的米粒随着颠簸的山路蠕动,好像一摊活物。
一路上,老兵不断地问:有了吗?
我们说:没有没有呢。
老兵说:到晚上睡着就有了。每个兵站后面都有一大片烈士陵园,有好些就是先在床上睡着了,后来就睡到那儿去了。
昆仑山上的睡眠是头妖怪。
我们这些初次上高原的小女兵,就坐在大米麻袋上,恐惧地等待昆仑山上的第一个夜晚。
老兵们说“有”的那种东西,叫作“高原反应”。会让你的口鼻像螃蟹似的冒出粉红色的泡沫,皮肤泛出紫蓝的网纹。最后,你丢掉所有的体温,成为冰山的一部分。
我们那时只有十六七岁,虽说也感到轻微的不适,却都像否认有偷窃行为一样否认高原反应。那还是一个以为否认就能挽救一切的年纪。
到了兵站睡觉的时候,老兵说,高原反应是一定会来的,别看你们年轻。夜里头疼得实在受不了,可以用背包带子在额头上勒两圈,越紧越好。偏方治大病。
我躺在坚硬如铁的兵站枕头上,焦急地等待头疼。当它真的像春雨一般润物无声地降临时,我欣喜地发现它并没有想象中神奇。高原反应是一种像铅色绸缎般柔软而黏稠的东西,裹住你的大脑,使它晦涩地滚动。勒住太阳穴的确管用,好像在脑汁里滴了明矾,清凉多了。
当我的昆仑第一眠醒来后,发现兵站久未洗过的枕巾依旧在我的头颅下发着男人的汗味,高兴极了。我原本以为自己再也看不到枕巾上花里胡哨的图案了。
以后我在昆仑山度过了无数个夜晚。这话有些不准确,其实是可以算得清的。区区十年有什么算不清!但我不愿去算。睡眠和死亡曾经在我脑海中不断淤积,直到达到了感觉上的极限。
我们的营区海拔近五千米。这还是在正常的日子。碰巧赶上拉练,就要再高许多。高寒高寒,它俩是双胞胎,高了就必然寒。高处不胜寒。
分配给我们睡的是铁床,类似城市居民几代同堂时买的那种折叠床,是用铁片做的。一代又一代士兵的碾压,很多铁片断裂了。我们没有铁丝,就用麻绳把破损处连缀起来。躺着的时候,可感到一处处的凹陷,好像趴在打断了肋骨的母亲身上。
褥子很薄,透过床单可以看到铁条嶙峋的形状。上级动了恻隐之心,给每人发了一条草垫子。稻草的,黄黄的,软软的,叫人想起一个好收成。大家乐得吸了不少冰雪浸透的凉气。只是草垫子比我们的铁床要长,需铡去一段。那些日子,军营里像是喂牲口的料场,到处飘散着针尖似的草芒。
拉练露营的时候,当然不能带上草垫子。我们先把雨布铺在雪地上,再打开被子睡觉。我第一次这么睡的时候,心想第二天爬起来还不得满身泥浆?没想到干干爽爽地起床,掀开雨布一看,雪絮洁白松软,仿佛刚刚自九天坠下。微薄的体温就像一杯水倒进太平洋,早已溶进酷寒。
听说,地方政府派来的慰问团看了战士们的艰窘,调拨来了一批狼皮褥子。但数量有限,平均十个人才能分一条。
我急切地盼望着狼皮褥子的到来。不是巴望着能分我一条,而是想看看真正的狼皮是个什么样子。
终于来了,分到我们班里的那条狼皮褥子是黑色的,裁制得方方正正,同单人床一般大。皮毛上可以看出很明显的接缝,但颜色非常接近。远远看去,完全可以认为它来自一匹孤独的巨狼。毛绺儿很长很硬,纷披而下,发出苍蓝的闪光。我伸手摸摸它们,光滑而润泽。我突然忆起小时被父亲高高举起,抚摸父亲头发时的感觉。
大伙一致决定把狼皮褥子分给一个瘦弱的农村来的女孩。因为她的铁片床塌得最不成样子,她又靠门。她恰好不在,我们七手八脚地给她铺好了,每个人都躺到她的床上试了试。大家都说,狼皮真暖和。
她回来后一眼看到床边垂的狼毛,就哭了。
大伙忙说,别在意。我们都已经享受过了。
她说,你们这不是咒我死吗!我是属猪的,我妈自小就叮嘱我,一定得避狼!
我们重新决定狼皮褥子的归属,决定轮流铺,一人若干天。
昆仑山上的夜极其黑,但是很不安宁。三百六十五夜,大概三百五十天有风。风像排着队的疯婆子,用干枯的手,把旷野上的一切孤立之物,都变成弹拨的乐器。它让石屋发出呜咽的共鸣,它让电线空竹般鸣叫。它把士兵偶尔丢弃的空罐头盒,从地面嘘上屋顶。在飞翔的过程中,随意拨弄着它们,罐头盒就像硕大的口哨,吹出空袭警报的锐音。甚至石头也会发出怪兽般的抽泣。那一定是石头内的缝隙被风挤压了,痛苦地呻吟。
我们因此练就在喧嚣中酣睡的本领。当我离开高原回到城市,突然发现城市的夜晚是那样寂静。汽车喇叭和锅碗瓢勺的交响,实在是隔靴搔痒的皮毛。和昆仑山真正的钢鼓乐队相比,城市只是一支短笛。
昆仑之眠是充满陷阱的黑洞,许多人在梦中永不复返。盖因睡眠时人的抵抗力减弱,犹如不设防的城市,死亡的偷袭格外容易成功。时时听到某人睡着睡着就过去了的传闻。我们每天早上起来见大家都还活着,心中充满重新诞生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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